李政隆的新台灣史

79年（1990）可說是黨外示威遊行最頻繁的一年，不只因郝伯村上臺就任閣揆。同時對可隨意羅幟「叛亂」罪名的刑法一百條，也經陳水扁在立法院提出後，成為社會焦點。

80年（1991） 9月終於在中央研究院士李鎮源號召下，成立「反閱兵、廢惡法」的「一○○ 行動聯盟」，除反對軍人干政外，也主張廢除刑法一百條。但國民黨以刑法一百條，牽涉到「破壞國體」及「陰謀叛亂」為由，加以拒絕。

為達廢法目的，李鎮源又 在隔年2月，朝野就刑法一○○條、憲政問題展開政黨協商時，發起了「臺灣醫界聯盟」聲援。同時也發起「廢國大、反獨裁」運動。適巧當時又發生陳正然等青年，因閱讀「臺灣四百年史」，以涉嫌「叛亂」收押，引起知識界抗議。

在「五二○」，終引發 5萬人的示威抗議。這些輿論壓力使得國民黨，不得不在 81年（1992）5月，同意修改刑法一○○條，刪除「思想犯罪」部份。因此次修法，使得過去犯內亂罪及預備內亂罪的黃華、陳婉真、林永生、許龍俊、江蓋世及鄒武鑑等人都被釋放重獲自由。

就在社會運動蓬勃發展時，民進黨也在 80年（1991）10月的選舉中，許信良當選黨主席。原來民進黨中的兩個系統，新潮流系以作風民主，且有共同理念著稱，較能團結一個群體。而美麗島系則相反，以「大老」形象，結合各個山頭不同理念，形成鬆寬的組織。

許信良以「民進黨要出頭，就要鬥倒李登輝」（二五六  43頁）走「急獨」主張時，逼得李登輝不得不應黨內要求出面制止。82年（1993） 4月李登輝發表「不再縱容民進黨」之說，引發軒然大波。民進黨立院黨團幹事長陳水扁，對外宣稱將與李登輝情結「莎喲哪啦」。

該年五月，李登輝在黨內輔選座談會時，又說：「沒有人相信民進黨能領導中華民國。」更是引起民進黨不滿，並以「民進黨要領導的是臺灣共和國」回應。

民進黨發現李登輝的民主改革，與他們過去抗爭的目標有太多雷同，使他們在改革過程中，喪失政治號召，深陷在「李登輝情結」中。為重新拾回政治主導權，新潮流邱義仁、吳乃仁等，以為須在省籍情結的矛盾上，重新提出新方向、新問題，才不致為「李登輝情結」牽引。但謝長廷卻以為沒有理由違背臺灣人民利益，反對李登輝。

應在支持李登輝強化臺灣人感情的同時，建立與之抗衡的社經體制。何況民進黨始終堅決反對統一，反對國統綱領，在施政理念上仍有所區別，不需割捨「李登輝情結」。

由於李登輝的民主改革，使原本主張走群眾路線的民進黨，體認回到議會的重要。但有限的公職人員，遂成為各派系爭奪對象，故有「公職輪流做」的聲浪發出。且在五屆三中全會，通過「公職任期限制條款」。這個決議，當然使久佔公職的高雄余家班最後退席抗議。

同樣為臺灣人，在國民黨沉重包袱下，被認為不可能突破的李登輝，執政結果，卻做出了許多連台獨人士，想都不敢想的期待。反而是民進黨深怕趕不上李登輝的本土意識，為區別民進黨與李登輝的不同，故而打出國民黨為黑金黨。

事實上，國民黨利用黑金，以賄選、買票等方式控制臺灣的政治，本就是不爭的事實，但上台後的李登輝，卻不以清廉、革新為目標，繼續與代表地方勢力的黑金為伍，深入到地方選舉，這是其施政的遺憾。

像 73年（1984）一清專案被掃的鄭太吉，原是地方混混因解嚴被釋放。79年（1990）以國民黨員身份競選縣議員，當選後，又在立法委員郭廷才協助，當選屏東縣副議長。83年（1994）成為議長。每逢選舉就會被總統和省長，比喻為屏東的「青年才俊」。然而，卻是抽取賭場保護費為生。

12月 13日與開賭場的鍾源峰產生糾紛，以為全縣無人敢奈何他，率領七、八位流氓，在鍾源峰母親下跪苦苦哀求中，仍當面槍殺鍾源峰。結果整個屏東境內無人敢承辦 此案，媒體甚至不敢直接披露其姓名。

直到案發後第四天，民進黨立委蔡式淵出面指控，但仍遭縣長伍澤元，國民黨立院黨團書記長曾永權，以及屏東縣黨部主委華 加志阻撓。直到第六日警方才敢出面捉人。

82年（1993）12月海軍軍購主任尹清楓上校，浮屍蘇澳港附近海上，終於爆發長期不為人知的海軍最大貪瀆案。這件原為提昇海軍戰力， 77年（1988）擬向韓國購買十六艘蔚山艦，搭裝國人自行研發武器的「光華二號計劃」。

就在萬事俱備只欠與韓國最後蓋章換約時，不料，參謀總長郝伯村突然訪問法國，以電報指示「暫緩光華二號計劃蔚山艦之購入」，轉向法國採購六艘「拉法葉艦」。這批報價原來每艘四十億，卻被謊報為一百五十多億的軍艦，不僅使國庫被污六百億。（一一六40頁）

也使臺灣成為外國列名的貪污國家。更荒唐的是，根據參與其事，而後被捕的法國外長杜馬（Roland Dumas）、情婦鍾古夫人（Christine Deviersw-Joncour）以及案發後而逃亡，國際億而富石油公司副總裁席爾文（Alfred Sirven）等的證詞，發現這筆貪污的錢當中，有部份更是流向中共，而且也因未知的理由，將原本應配備在船艦的武器，卻去裝備中共「哈爾濱號」，在臺灣 又另編預算重新購買。（一一六47頁）這個案件因尹清楓的死亡浮上擡面，故又稱為「尹清楓事件」。

這個事件由於牽涉層面甚廣，法國政府以「未與臺灣有外交關係」為由，拒絕給臺灣相關調查資料，而臺灣則在海軍秘密作業下，淹滅很多證據，使後來授命介入調 查的司法機關也陷入膠著，雖然西元二千年當選總統的陳水扁，宣稱「不惜動搖國本，也要追查到底」，但都在無證據下毫無進展。

雖然如此，「拉法葉艦」事件， 可以看出國民黨政權，過去非主流主政時的腐敗。

67年（1978）大陸開放後，使得臺灣與香港的貿易額，突然暴增。當時國貿局長蕭萬長研判，應屬轉口大陸的貿易居多。由於當時臺灣堅持反共，任何與大陸接觸都可被羅織「匪諜」罪名，判處重刑，何況是嚴重的「資匪」。故為保護臺灣廠商，於是利用被蔣經國召見機會，力陳香港「轉口貿易」的重要。

此事為蔣經國認同，經過國家安全局研究後，在 74年（1985），由行政院頒佈「轉口貿易三原則」，認同香港的「轉口」地位。由於臺灣與大陸的轉口貿易日增，73年（1984）中英達成協議，決定在 86年（1997）使香港返歸大陸。惟恐香港回歸大陸後，將對臺灣轉口貿易產生影響。

且世界各國對香港回歸後，能否維持原有經濟繁榮和民主，深有疑慮。許多對共產黨無法信任的金融企業，紛紛遷出香港。使得臺灣認為可利用此機會，吸納這些企業，取代香港國際金融地位。於是在 84年（1995）開始推動「亞太營運中心」計劃。

所謂的「亞太營運中心」。換言之，就是擬在高雄，設立如香港般，可讓國際金融自由出入的「境外金融中心」。臺灣原屬國內金融市場，如欲同時做為境外金融中心，除應有各種通訊、交通以及建築等軟硬體等齊全的設施外。在傳統金融法下，也須另立與之不同的法律。

不受外匯管制、有優惠的甚或免稅的租稅制度，以及免提存款準備金及保險的法規。重要的，還要有「民主法治」，以及公正的「司法制度」，尊重私有財產等可保障資金的安全。亦即在臺灣傳統金融法外，另成立「境外金融特別法」，以協助境外金融在臺的安全。

81年（1992）3月民進黨及無黨籍國代合組「總統直選聯盟」，在國大臨時會開幕時，對赴會致詞的李登輝拉布條抗爭。4月 6日郝伯村應邀赴會作國是報告，民進黨以舉布條、吹口哨、高聲叫喊等干擾方式癱瘓會場，國民黨則以海報歡迎，場面非常混亂。

81年（1992） 4月 17日為爭取總統直選，民進黨國大黨團赴總統府靜坐抗議，要求面見總統，結果與憲警人員發生激烈推擠，後來衝破憲警人牆高呼「總統直選」後，返回中山堂。4月 19日又發動上萬群眾走上街頭，晩上舉行雷射晚會，夜宿臺北市立體育館。隔日民進黨國大黨團，不上陽明山開會反到總統府請願，但遭軍警圍堵，雙方發生激烈衝突。

由於博愛特區封鎖，因此遊行隊伍轉向臺北車站靜坐，準備長期抗爭。而在軍警的反包圍下，使臺北車站附近因此癱瘓數日。直到二十四日午夜四點半，採強制驅離方式才得解除。5月 4日，對於國民黨國大準備以包裹表決其修憲方案，在民進國大黨團宣佈退出國大臨時會，使國大臨時會變成一黨修憲局面。

82年（1993） 1月李登輝赴國大臨時會發表國情報告，聽取民進黨在內的國是建言，民進黨提出傾聽「臺灣人民的聲音」的國是建言。此次臨時會朝野國代在修憲問題產生極大的肢體衝突，最後強行通過本次臨會不討論修憲提案。直到 83年（1994）第二屆國民大會臨時會召開時，才制定總統直選修訂條款。

中國實施改革開放政策後，經濟快速成長，但從 83年（1994）起中 共卻大量增加軍費，頗有取代蘇聯跨臺後的強國勢力，國際輿論也開始出現「中國威脅論」。

未雨綢繆，美國開始出現預防性，對中共圍堵的「圍堵政策」，對像越 南、緬甸、印度、巴基斯坦等中國鄰國，採取修好或建立安全關係，這些作為都引起中共的疑懼，加上對中國的圍堵政策，也可能反應在臺灣獨立這件事上，更是引 起中國不滿。

於是藉 84年（1995）6月李登輝訪問美國事件，發起一連串被視為試探美國對臺態度的文攻武嚇事件。該年，中共國家主席針對兩岸關係，發表「中國人不打中國人」之八點對臺政策。

為回應善意的「江八點」建議， 4月 8日李登輝在國統會第十次會議中，發表俗稱「李六條」，兩岸均應堅持和平方式解決一切紛爭，同時在互助立場上，增進兩岸經貿往來。且允許雙方皆能平等參與 國際組織，增加兩岸領導人見面研討機會等，「中國人要幫中國人」的六項大陸政策主張。

就在中共不承認兩岸分治現況，企圖完全抹殺臺灣外交空間時，忽然接到 美國批准李登輝應其母校美國康乃爾大學的邀請訪美。

85年（1996）1月集合一百多個國家主張自由貿易，反對任何國家設置「進口關稅堡壘」及「進口限額」的WTO，簡稱國際間貿易自由化的國際組織，終而成立。這個源自民國 36年（1947）創始的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簡稱為GATT，因施行後，發現許多貿易問題待解決。

從民國 75到 82年（1986-1993），經過不斷的協商，終於通過改名為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簡稱為WTO。

這個企圖通過貿易徹底自由化，鼓勵跨國企業，使全球「均質化」，且讓世界經濟建立在企業與人皆可追求向有利的地區發展，以消除國界，減低各國的貧富差距。 從字義上言「徹底的自由貿易」雖是理想，但到目前為止，像愛滋病藥物專利是否分享落後國家，就曾爭論不休。還有自由追求高待遇的「人」流，也囿於各國情況 有所限制。

同時因各國國情不同，希望訂出的「規則」也不同。故在新加坡、日內瓦等地召開二次會議後，第三次在美國西雅圖召開會議，就因暴動而流會。但因WTO 為聯合國外最大的國際組織。臺灣早在 81年（1992）起就申請入會，但卻為中國所阻。

中國雖曾於75年（1986）申請入會，但考慮加入WTO後就須開放其市場且對其農業和民主造成衝擊， 故一延再延。雖如此卻也不許臺灣先行入會，以「臺灣為中國的一省，在中國沒有入會前，臺灣不可入會」為由攔阻。

85年（1996） 3月在選前李登輝曾公開表示當選後，他不會讓連戰兼任行政院長。但選後李登輝卻以副總統無事可做，若不兼任閣揆將無法與行政接軌，這會阻礙到他特意培植連戰，推動臺灣民主的未竟事業，故改變初衷讓連戰兼任行政院長。

這舉措當然引起民進黨反彈，發動「六月政改」拒絕讓連戰到立院報告，除要求大法官釋憲，也要求再行使閣揆同意權，都被李登輝以「著毋庸議」退回。事實對持有 五百八十萬多張選票的李登輝，人民盼企在民選總統領導下，能大刀擴斧從事改革，但李登輝未能掌握時機，反而躊躇滿志對政治一意孤行，尤其對連戰的刻意提 拔，使他後來不得不離開國民黨。

「貴人寡情」，這是台南奇美許文龍對連戰的評語。而李登輝最受批評的地方，乃是他後來推出的新閣員都是老面孔，使人民對他改革的盼望產生了失望。

85年（1996） 12月李登輝挾著高票當選的民意，開始著手推動另一輪的憲改計劃。他在黨內先成立以連戰為首的憲改小組，並仿過去「國是會議」模式，召開「國家發展會議」。在民進黨等黨外配合下，從事憲政體制的改革。事實上，臺灣政府體制，到底是「總統制」或「內閣制」，從未有規定，完全視人而定。

蔣介石時陳誠當行政院長，有時總統制，有時內閣制。蔣經國當行政院長，就是「內閣制」。等他當總統，又回到「總統制」。

86年（1997）7月香港回歸中國，董建華就任香港特別行政區特首。而盼望能以香港模式，使臺灣也像香港一樣回歸祖國。原來中國對於香港問題的談判，只想談九七年以前的事，對於九七後，則以中國內政拒談。

但英國主張以「光榮撤退」保障香港人權為由力爭，遂而同意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簽定，以一國兩制港人治港，五十年不變為承諾，詳細記載九七以後的香港地 位，雙方甚至約定對基本法的總則部份，未來不僅不能改變，且中國並應允，等基本法通過人代會議決後，將來還要送至聯合國備案。

香港基本法原只是為中國接收香港與英國的一種協議，後來卻發展成為對臺統戰的工具。但臺灣因經歷過二二八大屠殺，對中國的作為本就疑惑。加上來臺許 多外省籍人士，都曾在大陸國共鬥爭中吃過大虧。對中共「談虎變色」，這是為何蔣經國時期，對中共堅守「不妥協、不接觸、不談判」，所謂「三不」政策理由。

76年（1987）春節記者會，當時的俞國華（二五七  234頁）臺灣開放中國省親及觀光，許多人親自到中國後，發現中國不只經濟落後，共產官僚腐敗更甚於國民黨。況且六四天安門事件，透過全球電視畫面，血淋淋的鎮壓事實，更增添過去對國民黨恐佈統治的回憶。

故對中國在香港實施一國兩制做法，更以為係一種統戰，故而都萌生出一種不願急統的心態。雖然如此，但香港和澳門回歸中國，代表著過去清朝所簽定不平等條約的結束。對中國而言有很深的意義。所以澳門也在 88年（1999）12月回歸中國，由何厚鏵就任特首。

60至 70年代中，許多中南美國家像墨西哥、阿根廷、巴西等開發中國家，都舉外債進行公共投資建設國家。不料石油危機，使得工業國家經濟成長減緩。相對使這些國家出口減少，其賴以生存的農工原料因此跌價。

影響所及，在無法還債下，71年（1982）墨西哥只得宣佈倒閉，其他中南美國家亦隨後跟進。整個世界攏罩在債務危機陰影下。美國也因大量進口商品，使得美國從 74年（1985）起成為世界最大負債國。

與此相反日本卻因大量出超，累積龐大外匯存款，成為最大富有國家。「日本能，臺灣為何不能」，成為當時的口傳。但驕傲的日本，挾持其龐大資金，各企業開始貸款，從事美國和東南亞的海外投資，尤其在美國購置房地產。

不料 86年（1997）日本因國內經濟停滯，過度超貸產生泡沫化。為挽救國內企業，這些海外投資的公司，在美國房地產不易脫手下，於是轉從東南亞抽回二千八百億美元。使得原來利用大量超貸，從事建設的東南亞各國，開始產生金融危機。

美國商人索羅斯認為有機可乘，也趁機在泰國大量炒作外匯賺取差價。星星之火可燎原，終於爆發亞洲金融風暴。整個亞洲包括韓國、香港、馬來西亞、新加坡和印尼都深受其害。

事實上，亞洲金融風暴發生時，中國得以搶救香港經濟成功，仍歸功於中國在民國 80到 84年間（1991-1995），中國以近乎 10%以上的高速度經濟成長。78年（1999）中國雖發生了天安門事件，成為各國經濟制裁的對象，但其國內廣大的市場潛力，低廉人工以及土地，在在都成為有眼光外資投資的地方。

只是天安門事件，彰顯了中國人治重於法治現象，在沒有立法以前，成為外資裹足不前的原因。反觀臺灣經濟上雖為「亞洲四小龍」之首，但繁榮背後卻有不斷的政治鬥爭，勞工運動以及示威遊行，社會紊亂現象加劇。"

加上產業環境變壞，土地價格高昂，許多勞工權益像每週工作時數，最低薪資，以及環保問題，使得原本就以賺取低廉差價的製造業難以為繼。

這時又值台幣升值， 使得許多大量出口，賺取外匯的明星產業，像製衣、製鞋、紡織、家電、眼鏡、球拍等，需要大量勞工的製造業，在大陸人工、土地都便宜，語言又無隔閡，加上大 陸在其他國家不願前往投資下，為吸收台資，又頒佈專為臺灣廠商量身定做的「獎勵投資辦法」，使許多廠商因此開始大量外移大陸。

根據國策顧問黃天麟報告，當時前往大陸投資的廠商，直到 84年（1995）底投資金額高達三百四十五億美元，已超過世界各國控管對外投資上限每年生產總額（GDP）的 2%，而臺灣對大陸投資已達 2.45%，比美國投資大陸一百二十一億美元，佔GDP的 0.03%、日本投資一百二十七億美元，佔GDP的 0.049%多出很多。（三一八）

86年（1997）10月江澤民訪問美國，美國國務院發言人魯賓在記者 會上陳述「三不」，即不支持一中一臺、兩個中國；不支持臺灣獨立；也不支持臺灣以國家身份加入有會員資格的國際組織。

並於87年（1998）4月安排柯林 頓訪問中國到北京的美國國務卿歐布萊特，亦向記者再度重申「三不」。86年（1997）柯林頓當選美國第二任總統，以為應趁蘇聯解體的經濟危機與中共對 談，重建世界新秩序。開始就區域安全、貿易、朝鮮半島以及武器擴散等問題與大陸對談。

因此選用許多親中人士，其中包括曾發表「處理臺灣問題」美國親中學者 鮑大可（A. Doak Barnett）與後來受聘美國國安會主任，密西根大學的李侃如，他們一致主張改善中國問題應優於臺灣問題。

對於協防臺灣，他更主張應由兩岸簽署「五十年 軍事和平協議」解決。使得88年（1999）李登輝因應中國在福建沿岸佈署飛彈，有意參加美國TMD防衛系統做為反制遭到困難。

為使美中能順利接觸86年（1997）美國除向臺灣表示：「未來美國與中共高層互訪將會非常頻繁」也直接告知：「美國政策是承認一個中國政府，而這個政府 即中共」，不過美方告知臺灣「在中國大陸旁有一民主臺灣的存在，是符合美國的利益。」（一三四287頁）

85年（1996）臺海危機後，使中共體認到臺灣問題解決的關鍵在美國，為使美國了解他們會談誠意，於是在 6月委託美國外交政策委員會長齊喬治（Jorge Schwab）帶話來臺，盼能在夏威夷展開會談。但在臺灣同意後， 86年（1997） 2月卻發生鄧小平病逝大陸及 7月香港回歸中國等問題而擱置。

但臺灣仍盼望能利用辜振甫受邀，香港回歸觀禮機會與汪道涵直接晤談。但中共最後卻不派汪道涵前來，改由唐樹備與臺接觸，並以香港不便會談為由，使銜命前往的辜振甫空手而回。

就在李登輝拋出「戒急用忍」政策，且在兩岸交流毫無進展時，86年（1997） 11月中共主動來函希望就「戒急用忍」政策，邀請海基會副董事長焦仁和，前往廈門會談。但臺灣不滿中共指定臺灣會談人員，以及對會談講稿須先經其審查，而 決議仍派辜振甫前往，但仍遭大陸拒絕。

為了因應可能的復談，以及兩岸國際外交情勢，由李登輝召集總統府秘書長黃昆輝、國安會秘書長丁懋時、國安局長殷宗 文，以及包括行政院、外交部等單位成立「兩岸關係策略小組」，並以兩岸和平、主權對等，同時儘就事務性談判，避免過早捲入政治性議題等原則，訂定「兩岸談 判作業綱要」。

由於臺灣堅持且中共期望在美國柯林頓總統訪中前，能釋放兩岸和平會談善意，於是開始又與臺灣接觸，幾經週折最後確定 10月中旬為第二次「辜汪會談」日期。此次會談中共雖以「坐下來、不分出去、祖國統一」，為對臺會談三階段目標。

88年（1999） 7月中共在國際間指稱臺灣係中國「叛離的一省」，對「叛離的一省」之說，新聞局雖以「中華民國是一主權獨立的國家」回覆，但李登輝猶覺軟弱，未事先與美國 協商，利用7月9日德國之聲記者來訪機會，對外發表臺灣與中國是「特殊國與國」的「兩國論」。

為免「兩國論」引起中國的疑慮，為此李登輝曾透過秘使去電中 國解釋，說明「兩國論」僅是既有事實的陳述，而非臺灣的新政策。（一三四  204頁）不料此時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接受外界訪問時，重新闡述兩岸會商乃是「國與國的對談」。

陸委會主委蘇起也詮釋﹕「政府今後將不再使用『一個中國』說法，以避免中共用『一個中國』的原則扭曲我方的善意」。

這些說法，終引起中國極大的反彈，將原本定於 10月訪臺的海協會會長汪道涵，以「兩會接觸、交流、對話的基礎不復存在」為由，將汪道涵訪臺日期無限延長。而事前未被告知要發表「兩國論」的美國，正因 不久前誤炸中國使館一事，與中國陷入低迷，唯恐此舉會破壞中美關係。

且破壞 9月 11日，在紐西蘭 APEC會議中柯江會談，有關「一個中國」問題。氣急敗壞派人前來了解，前在臺理事會主席卜睿哲亦來臺，表達「華府目前對整個事件是非常的震驚與詫異」。

中共對臺灣問題的看法，始終定位在與美國的關係上。中共希望藉由此機會，交換更大的利益。故對臺灣提出的「兩國論」，江澤民致信給柯林頓，提出強迫李登輝收回兩國論、停止對臺軍售、且逼臺灣與中共進行政治 談判等問題。

但柯林頓拒絕對臺停止軍售，且以不支持「兩國論」，但鼓勵臺灣與中共進行會談回覆。就在美國對臺灣「兩國論」施加壓力時，美國國防部卻私下對 臺灣提出保證，將出售給臺灣足夠防衛的武器。所以在 8月，中共再向美國試探，提出可能採取軍事行動以懲罰臺灣時，想不到卻得到美國，以「中共如對臺採取行動，將招來美國報復」的警告。

而在柯江會談的前夕，美國助理國務卿謝淑麗更明確的警告中共，「兩國論，這項看法在臺灣具有高度的民意，因此中共與其抱怨和打壓，不如好好思考與檢 討對臺政策。」所以到 9月 11日柯江會談時，江澤民雖再要求李登輝收回兩國論，且以國民黨主席身份與中國對談。

同時要求美國停止對臺軍售，並將臺灣納入戰區飛彈防衛系統。但這些都 未得到柯林頓的回應，僅以美國將遵守臺灣關係法，提供防禦性武器給臺灣答覆。

APEC會議後，柯林頓致詞中說：「兩岸目前處於極關鍵時刻，和平的未來將使 兩岸人民的後代子孫同蒙其利，反之若令目前的困局持續惡化而引發對抗，終將使所有人民受害。」﹙一三四  254頁﹚由於美國正式表態，加上不久發生「九二一地震」，兩岸才終止「兩國論」的討論。

就在李登輝對外發表「兩國論」時，一心一意想競選總統，民進黨的陳水扁，也在該年 7月，民進黨臨時全國黨員代表大會上，正式提出「新中間路線」的政治主張，做為 二○○○ 年競選總統的主題。

何謂「新中間路線」，根據陳水扁自己的說法，「『新中間路線』是一種以國家安全為主軸的『新三角關係』。國家領袖應該站在三角的頂點來 看問題，這樣才能跳脫傳統的思維，看待統獨、意識形態、政黨的對立關係。」（一七八  24頁）

他的意思是說對臺灣社會造成對立的統獨、意識形態、政黨，他以三角的三面為比喻，他並不沾染任何一面，只是站在頂點，完全以國家安全的制高點來看問 題，解決問題，即所謂的「新中間路線」。

就是說在這些問題上，他可以「超然的」以國家安全做出他認為最有利的選擇。像這種完全不站在民進黨立場思維的執 政，是他卸任市長後，到國外學習考察的結果。

尤其當他看到英國首相布萊爾，處理國內事務的成功，像英國本身也存在著意識形態、工會、以及左派和右派等的左 右問題時，布萊爾都能以「解決問題」不偏袒任何一方，從務實的角度出發，做正確路線的選擇。而這種務實的角度，即布萊爾所稱「新世代的第三條路」，也就是 陳水扁的「新中間路線」。

陳水扁的「新中間路線」，始終未能取得黨內台獨勢力的信任。何況，陳水扁仍授意郭正亮、朱武獻、洪美華、柯承亨、陳淞山等五人，於 4月提出所謂的「六大政策綱領」，主張承認中華民國、將兩岸關係定位為「兩個華人國家特殊關係」，給予兩岸關係「全面正常化」。

對兩岸空運，提出「單向直 航、利益共享」看法。打破「戒急用忍」政策，同意提高中資百分之二十來台投資比例，且在不影響臺灣安全下，提高對大陸投資設限五千萬美元等政策。當然他的 主張，更引來黨內台獨者的憂慮。

但這些憂慮，馬上又在該年 5月民進黨全代會上，以不修改「公投台獨黨綱」決議化解疑慮。

但在會中，卻也同時通過接受「中華民國」的「臺灣前途決議文」，以「中華民國」國號，來為陳 水扁選舉總統緩頰。「臺灣前途決議文」內容，像臺灣是一主權獨立的國家，不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故「一個中國原則」或「一國兩制」全不適用於臺灣。臺灣不 但要揚棄這種「一個中國」之主張，還必須廣泛參與國際社會，以加入聯合國，及其他國際組織為奮鬥目標。

此外，臺灣還須儘速完成公民投票立法，以落實直接民權表達全民意志。對中國政策主張透過全方位對話，尋求彼此了解和經貿互惠合作，建立長期而穩定的和平架構。（一七八  49頁）

臺灣解嚴後，國人開始習慣於每年選舉。每次選舉喧擾完沒多久，街頭又傳來下一個選舉聲。86年（1997）台北發生林肯大郡倒塌二十三人死亡事件的「溫妮颱風」。隔年桃園也發生震驚海內外，中外共二百零二人死亡，華航大園墜機的空難事件。

當年還有「芭斯比颱風」造成汐止嚴重水患。雖然基督教以「上帝愛世人」，因為我們都是「上帝的兒女」，彼此不應分貧賤富貴，故要「愛人如己」。

從清朝同治 4年（1865）開始，就有英國長老教會馬雅各（Dr. James Maxwell）、甘為霖（Rev. William Campbell）、巴克禮（Dr. Thomas Barelay）等傳教士，將基督教傳入南臺灣。

北部則在同治 10年（1871） 由加拿大長老教會傳教士馬偕（Rev. George Leslie Mackay）傳入北臺灣。兩地傳教士雖來自不同國家，但到臺灣就以臺灣救難為己事，陸續在台南、高雄、彰化、台北等地，設立醫院、育幼院和孤兒院，到處 的救濟貧寒。

然而，基督教終因信仰人口不多，經費有限。以至於隨時代轉移，救濟工作有逐漸式微趨勢。

在總統大選競爭逐漸激烈下，忽然發生使臺灣受重創的九二一地震。表面上不分黨派，所有的選舉活動全部停止，全力從事救災。然而，能否有效救災，救災能力，成為另一場新的競選。

可惜的是，就在國人悲傷的當兒，宋楚瑜和陳水扁，雖都組織或發表了救災的意見，但因缺資源，只能口說實惠不多。

而且所有的動員和言論，也唯恐越份，在國難的傷口撒鹽，反成反感，僅能戰戰驚驚。唯有掌握救災資源的連戰，可以政府官員身份，深入災區，藉此造勢，甚至配合選戰，大舉推薦自己。

可惜，連戰卻錯過此機會，像處理一般救災公務般，僅在開始時因常露臉報告災情，稍有拉高民調。等到 10月16日雲林縣長補選日開始，藉由雲林選舉造勢，所有總統的選舉機器啟動，馬上又恢復到以前，互相攻訐的競爭局面了。

不過「九二一地震」後，卻發生了一件可能改變選舉的事。那就是在國人盡力救援下，許多總統候選人為顯示愛心，紛紛解囊相助。不料，因捐的錢少，藉此顯示廉潔的宋楚瑜，竟對外宣稱，他窮到連母親家中的廁所門壞了，也沒有錢去修護。故僅能捐出微薄救濟金，博得社會一片喝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