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亞洲金融風暴發生時，中國得以搶救香港經濟成功，仍歸功於中國在民國 80到 84年間（1991-1995），中國以近乎 10%以上的高速度經濟成長。78年（1999）中國雖發生了天安門事件，成為各國經濟制裁的對象，但其國內廣大的市場潛力，低廉人工以及土地，在在都成為有眼光外資投資的地方。
只是天安門事件，彰顯了中國人治重於法治現象，在沒有立法以前，成為外資裹足不前的原因。反觀臺灣經濟上雖為「亞洲四小龍」之首，但繁榮背後卻有不斷的政治鬥爭，勞工運動以及示威遊行，社會紊亂現象加劇。"
加上產業環境變壞，土地價格高昂，許多勞工權益像每週工作時數，最低薪資，以及環保問題，使得原本就以賺取低廉差價的製造業難以為繼。
這時又值台幣升值， 使得許多大量出口，賺取外匯的明星產業，像製衣、製鞋、紡織、家電、眼鏡、球拍等，需要大量勞工的製造業，在大陸人工、土地都便宜，語言又無隔閡，加上大 陸在其他國家不願前往投資下，為吸收台資，又頒佈專為臺灣廠商量身定做的「獎勵投資辦法」，使許多廠商因此開始大量外移大陸。
根據國策顧問黃天麟報告，當時前往大陸投資的廠商，直到 84年（1995）底投資金額高達三百四十五億美元，已超過世界各國控管對外投資上限每年生產總額（GDP）的 2%，而臺灣對大陸投資已達 2.45%，比美國投資大陸一百二十一億美元，佔GDP的 0.03%、日本投資一百二十七億美元，佔GDP的 0.049%多出很多。（三一八）
無獨有偶，就在製造業赴中國投資熱潮中。85年（1996）代表臺灣企業龍頭，台塑企業董事長王永慶，在中國以極優厚 條件拉攏下，不但提供便宜土地，且應允收購投資漳洲電廠日後生產所有的電能。
王永慶終在中共誘引下，以美國控股公司名義，投資高達 32億美元的「漳洲電廠投資案」，並回國向政府申請，準備由其集團旗下的台塑、南亞、台化等三家公司接手。
由於王永慶財大氣粗，漳洲電廠成為臺灣許多大型企業，欲赴中國投資的重要指標。如一通過，後面接著又有「武漢水力發電廠」、「武昌大鋼廠」、許多大型的土地開發案，以及尚在發展中的電子產業等，足以掏空臺灣產業，使所有廠商出走。
不得已，政府只能以優厚條件安撫王永慶，王永慶撤回投資申請，並改口為「美國友人」投資。與此同時，李登輝也在 85年（1996）8 月要求財經單位，重新檢討對中國投資政策，並要求訂定企業赴中國投資的適當及最高比例。
並在該年9月舉行的「全國經營者大會」中，以台商對中國市場依賴日深，在中國法律不彰下，難免升高兩岸經貿風險，並影響國家整體經濟利益。因此呼籲廠商對大陸投資，不應急躁，應採取「戒急用忍」態度。
12月，並在國家發展會議中，取得朝野共識，對外正式宣佈，政府對中國投資政策採取「戒急用忍」。規定不只高科技產業，以及國內七十三項重大基礎建設產業予以限制外，也訂定對中國個案投資金額不得超過二千萬美金之上限。
事實上「戒急用忍」政策，直到 89年（2000）陳水扁當選總統，在競選時對兩岸經貿關係就主張以積極的態度，推動兩岸「三通」。所以一上台，隔年 8月，立刻召集「全國經濟發展會議」，以「積極開放，有效管理」政策，取代了李登輝主張的「戒急用忍」政策。這段期間，許多人都不了解「戒急用忍」政策對臺灣的貢獻。
對此，也是陳水扁總統的國策顧問黃天麟，就有如下的評論。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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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證明，戒急用忍對臺灣經濟產生了立即性的功效，股市承受一短暫的衝擊後，不出幾天，就一路爬升，並於次年（1997） 8月創下 10256點高峰，實踐了最近 11年最大的一波多頭行情。
『戒急用忍』也減緩了（非禁止）高科技產業全面性的西移速度，給臺灣搶下時間用以完成以晶圓代工為中心的高科技產業聚落體系。如果當時沒有李前總統的大公滅私、不顧聲譽的果斷，當年 8月漳洲電廠投資案，必過關放行，繼之而來的必是更為大型電廠與鋼廠的登陸，台塑的海滄案亦必重新進行，相信晶圓大廠亦將蜂擁爭先在中國沿海設廠。
請國人想一想，如果當時去大陸蓋了幾家大鋼廠，臺灣的中鋼會有今日的風光嗎？
如果海滄案復燃（若民國 85年建廠，現必已完工），台塑六輕又將如何呢？
如果晶圓大廠都在民國八十五、六年到中國報到，中國的晶圓夢必亦早已圓夢，臺灣現今的晶圓龍頭地位還會存在嗎？
大家應了解，就是因為有了『戒急用忍』，中鋼才有充分的時間提升它的產品，也不必跟其他鋼鐵公司爭相到中國投資，若去了不但分散資金和人才，還會走向量產 的惡鬥；就是因為有了戒急用忍，臺灣的石化上游至今還能在世界佔有一席之地，且有合理的盈餘；
也就是因為有戒急用忍，中國至今尚未完成半導體完整的產業聚落，才有今天臺灣半導體產業，在世界上舉足輕重，專心於技術之提升。
晶圓、石化、鋼鐵可以說是當今臺灣產業最堅強的一群，這些都因『戒急用忍』，而對中國投資死了心。就因對中國投資死了心，才能留在臺灣，專心於產業之升級及技術之提升，奠定更為堅強的產業基礎。
他們沒有國際化嗎？欠缺全球佈局嗎？中鋼產品銷售各地，晶圓也是最為國際化、最跟得上全球化潮流的一群，它的產品銷售全球（註：那些八十年代初期爭先恐後到中國投資的企業，或許生產量是增加了，但卻也是技術上最沒有提升，也是競爭力最脆弱的一群）。
批評戒急用忍，以為『戒急用忍，使我方開放速度跟不上全球化潮流。』可能完全誤解了全球化的真意。
其實追求全球化絕非只有投資一途，銷售全球化也是全球化的一種，全球化亦非中國化，因中國只是百餘國家中之一國，中國市場亦只佔全球市場一小部份，顯然只因沒到中國投資，就跟不上全球化的說法，是以中國為世界中心的一種大中華思維，而欠缺全球化應有的素養。」（三一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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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黃天麟的評斷如何，戒急用忍政策實施期間，雖飽受許多無法到中國投資的商人埋怨，配合中國的政策，「以商逼政」。故實施期間，雖仍有很多商人偷跑，但究竟數量有限，故因此沒有造成社會大量的失業人口。臺灣還能維持合理的成長，對安定臺灣社會的貢獻，則是不爭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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