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政隆的新台灣史

光緒13年（1887）臺灣建省，建省後又歴經劉銘傳、邵友濂、唐景崧等3位臺灣巡撫的管轄。事實上，滿州人自入關取得中國領土，實出乎意料。因此對於中國以外的土地取得興趣盎然。故在康熙3年（1664），攻下中國最後一塊土地金、廈時，認為已完全取得中國。

至於海外臺灣，則認為沒有攻打必要，故在康熙6年（1667），施琅出兵攻臺，在澎湖遇颱失敗後，就召回施琅，授以內大臣一職，準備予以閒置。並取消沿海禁界命令，令民展界返岸復業。

故治臺之初，不但不用心臺灣政治，革除明鄭時的苛稅，照當時施行在福建省的稅賦，平等對待臺灣人，僅以「照舊」二字，使臺灣又陷入明鄭苛稅。雖然當時施琅也曾上疏力爭：

「今部臣蘇拜等所議錢糧數目，較偽藩鄭克塽所報之額，相去不遠。在鄭逆當日潛稱一國，自為一國之用度。因其人地，取其餉賦，未免重科。茲部臣等奉有再議之旨，不得不就此數目覆議。

1、 欲渡臺者，先給原籍地方照單，經分道巡臺道厦兵備道稽查，臺灣海防同知查驗，始許渡臺；偷渡者嚴處。

2、 渡臺者，不准攜家眷；既渡者，不得招致。

清朝因恐治台，增加其財務負擔。因滿清統治中國已屬困難，若因治理臺灣貽誤中國，豈非因小失大。

故對治理臺灣，也要求自給自足，不但不改革明鄭在臺不合理的賦稅制度，皆以「照舊」兩字，沿襲明鄭時的苛稅。這些苛稅，尤其對平埔人非常不公，康熙33年（1694）高拱乾著《臺灣府志》說：

「諸羅34社土番捕鹿為生，鳳山八社種地餬口，偽鄭令捕鹿各社以有力者經營，名曰贌社（包社）；社商將日用所需之物赴社易鹿作脯，代輸作餉（稅）。國朝討平臺灣，部堂更定餉額，比之偽鄭時雖已稍減，而現在番黎按丁輸納尚有1、2兩至1、20兩者。」

因此在康熙、雍正不合理的稅制下，平埔族為圖生存，就以匿藏番丁數及耕作面積，以多報少，或報以漢人移民身份往外流離偷墾。

事實上，整個清朝對臺灣平埔族和人口數目，從來就像謎語一樣沒有定數，這固然與早期平埔族輪耕的居住形式有關，但主要還是不合理的稅賦造成的。

照理說臺灣平埔族人口，在清朝刻意保護下應會急速加增。尤其是南部平埔族，在滿清提供將近50年的太平盛世中發展，早已從清朝統治之初，施琅所稱「彌山遍谷，多屬土番」的情景，發展到整個嘉南平原，都是平埔族人的天下才是。

這些平埔族人，最先以個人身份在外流離，在同族間，語言尚無問題。但到不同族群的地區開拓，語言便成重要問題。由於南部平埔族，在漢人長期統治下，多已精通閩語或粵語。

這些精於閩、粵語的平埔族人，為免出外受人欺侮，開始有閩就閩，粵就粵的組成，同時為避免本身為番民，越區受人敵視，為擡身價，於是謊報為閩、粵籍，並編造在中國犯罪，不得已偷渡來臺等故事，以犯罪掩飾別人盤查做為流民理由。

流民人數之多，使原本享有治安盛譽的康熙皇帝緊張，為恐漢人在台作亂，分別於康熙40年（1701）、57年（1718）下令專責取締，並加重各種取締不彰的處罰辦法，但效果不佳。

臺灣平埔族人口眾多，故成為清朝治臺二百多年來的重大事務，直到清末光緒年間，猶置理番機構，處理「生番」問題。事實上，臺灣多為平埔族，施琅攻臺後，來臺視察，猶如此形容：

「臺灣沃野千里，則壤成賦，因地為糧，宜稱富足。但地處汪洋之中，化阻身教於外，彌山遍谷，多屬土番。」（二六四上24頁）這些土番，也就是施琅向康熙皇帝奏陳：「今臺灣人民稠密，戶口繁息，農工商賈各遂其生。」的人口。

臺灣首稱平埔族，始自雍正8年（1730）陳倫炯著《東西洋考》一文：「臺灣西南一帶沃野，東面俯臨大海，附近輸賦應徭者，名曰『平埔土番』。

這些平埔族人不只語言不同，生活習俗也不同，近代人類學家根據他們的語言，將之分為10族。即──

居住於臺北、淡水和桃園一帶的凱達格蘭人（Ketagalan）；
新竹到苗栗一帶的道卡斯人（Taokas）；
豐原到東勢平原的拍宰海人（Pazeh）；

清朝治台，康熙以「照舊」二句使臺灣復入苛稅的統治。雖如此，但惟恐漢人據台為亂，仍頒佈許多「以番制漢」政策，使得臺灣平埔族在清朝刻意保護下，享受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盛世的統治。

在無移民干擾下，臺灣平埔族尤其是南部轄區的西拉雅人、洪雅人以及馬卡道人，都繁衍成為臺灣的大族，必須向外開拓才能生活的族群。

事實上，清朝初期對臺灣的統治，因轄區不同展現不同成果。基本上，以臺灣府附近的臺灣縣、雲林以南的諸羅縣南部、以及鳳山縣的北部最為豐饒。康熙36年（1697）因採硫磺到北部淡水探勘的郁永河，曾藉機遊覽全台著有《裨海紀遊》一書提到：

康熙36年（1697）《諸羅縣志》曾記載最初設縣情形，說：「當設縣之始，縣治草萊，文武各官僑居佳里興（台南佳里），流移開墾之眾，極遠不過斗六門（斗六）。北路防汛（邊防），至半線牛罵（彰化）而止，皆在縣治200里（約115公里）之內。

而郁永河在《裨海紀遊》描述：「佳里興以北，悉屬平埔番部落，幾無漢人足跡」。

但到康熙43年（1704）《諸羅縣志》卻又記載：「流移開墾之眾，已漸過斗六門以北矣。」（二七四卷七總論）

「有清革流民，以大甲溪為界之請，前北路參將阮蔡文，又有淡水一汛，七塘官兵應請咨部撒回之議。」（二七四卷十二）因治理困難，故有官員要求強制撤回大甲溪以北流民和官兵，實際上都不可行。

不管當時流民北上開拓情景如何，若比較康熙23年（1684）到康熙32年（1693）臺灣府可耕地面積，就知道已發生了很大變

所謂「保甲連坐法」，係以10人為1甲，1人犯罪，10人連罪。為免被拖累，尤其叛國就會彼此監視舉發，避免被連累。清朝實施的連坐法，不只對人，甲與甲間亦實施10甲連坐。此外，因記取明鄭海外為患教訓，連船也採連坐，規定：

「漁船大者與商船一體，取具里鄰族澳甲保結，號烙印，桅上、篷上大書縣分、姓名，船旁深刻字號。其小者，在本省本港各洋面採捕；朝出暮歸，不准在洋過宿。

偷渡來臺的困難，可從藍鼎元上書黃玉圃的文章得知。雍正元年（1723）平定朱一貴有功的福建水師提督藍廷珍，因覬覦彰化附近貓霧捒（台中）熟番土地欲盜墾。

由其弟藍鼎元出面向黃玉圃陳情，力陳開闢臺地的重要，以誇大「臺地1年耕，可餘7年食」。倡言開闢臺灣可富沿海諸省。若不開臺，反會引來偷渡。對於康熙採取嚴禁的偷渡政策，他以「厲禁」作詩批評說：

「纍纍何者為？西來偷渡人。銀鐺雜貫索，一隊一酸辛。嗟汝為饑驅，謂茲原隰畇。舟子任無咎，拮拮買要津；寧知是偷渡，登岸禍及身？可恨在舟子，殛死不足云。

這些人口若包含其中陸續歸化的「土番」，以及原有的「土著生齒日繁」計算，每50年才1倍的自然繁殖率計算，繁殖速度甚低，可以證明臺灣人口仍以本土居多。

雖然光緒元年（1875）發生日軍攻打南臺的「牡丹社事件」，清朝始發現臺灣地位重要，內山未墾者多，企圖以「開山撫番」將全台納入版圖，於是廢止三禁招人開墾。

但從中國來臺人數寥寥無幾，後山地區猶為北部招來的臺民所開墾。而平埔族為圖生存，也延續明鄭的統治，以及清朝有意無意的漢化政策，不停的漢化。

清朝雖加強「以番制漢」管理，仍擋不住流民北上的浪潮，流民繼續越過康熙49年（1710）台廈道陳璸三令五申不得越過的大甲溪，同時到水沙連（南投埔里）開拓。就在臺灣官吏窮於應付時，不料康熙60年（1721）卻又發生震驚清朝的「朱一貴事件」。

康熙60年（1721）4月，臺灣知府王珍苛稅濫刑。曾於臺灣道衙門當差，居住鳳山的朱一貴乘機起事，因姓朱故以「大明重興」為號召，合流民千餘人，以竹槍攻擊岡山營。而清朝游擊周應龍率新港四社的民兵前往應戰。

周應龍出高價懸賞殺敵者，因爭獎賞，四社民兵濫殺無辜，因此激怒百姓紛紛投靠，並與居住下淡水溪（高屏溪），高舉「清天奪國」旗號，操粵語的杜君英聯合，擊敗府城來兵，殺總兵歐陽凱，下茄冬民並攻陷諸羅城，臺灣清轄範圍遂告全陷。

雍正治台，原則仍是秉持康熙「以番制漢」政策，繼續防堵流民北上。雖有嚴格的禁令，仍無法禁止流民越界開墾的事實。不僅如此，這些流民漢化已近百年，更是令「三年官二年滿」更換不迭的官員，往往以為是漢人。

「三年官二年滿」是臺灣初入清朝版圖時，清朝官吏害怕臺灣瘴癘不敢赴任，而採施琅建議以「其防守總兵、副、參、遊等官，定以三年或二年轉陞內地，無致久任，永為成例。」

原是武官定例，後來也使用於文官，規定只要來台3年就可返任。但此權宜作法等到許多官員接到派任，卻往往拖延來台時間，或等任期快滿就又藉故先行離台。故有「三年官二年滿」之說。

清朝雖採「立拿杖斃」嚴令禁止，但僅及於中部，北部因地區遼闊，加上每逢颱風季，海運不能行時，如遇軍情緊急，重要物質須北運時，往往仍需徵調附近平埔族服勞役。所以清廷規定，平埔族除納餉（稅）外，也要服勞役。因服役常事出偶然，故也無法規定期限。這又成為北部一些通事，藉口勞役的理由。

康熙54年（1715）臺廈道陳璸曾奏陳，勞役種類之多，像「派買芝麻、鹿脯、鹿皮，搬運竹木，層層搜括，剝膚及髓，甚為土番苦累。（九三）甚至日脧月削已到「舉家大小，衣不蔽體，食不充飢」的地步。

甚至他在《條陳經理海疆北路事宜》一文中，就直接向朝廷報告，北部通事虐待番社情景。他說：

因應流民越界開拓無法有效制止，且發生大甲西社番變，認為有必要調整清轄區，雍正9年（1731）臺灣縣丞往東遷移至羅漢門，改設羅漢門縣丞，並增設羅漢門巡檢。

鳳山縣增設萬丹巡檢，將淡水（高屏溪）巡檢遷往大崑麓（林邊）。在諸羅知縣下，增設佳里興巡檢、笨港縣丞。彰化知縣下增設鹿港巡檢及貓霧拺（台中）巡檢。

臺灣知府下新設淡水同知，下設竹塹（新竹）及八里坌巡檢。從這些官衙的設置上，可知其有效轄區，已達淡水、竹塹和八里等地區了。

這位在位11年直到死時仍忠實「護番」的總督上任後，即上書《臺灣事宜兩條》，釐定熟番地界，嚴懲過去失職官員。乾隆15年（1750）並以測定結果重定疆界，以溪流或自然屏障為界。若無天然疆界，則僱人挖掘土構，或築類似土牛的小山丘為界，限制流民和熟番越界。

其次為使民畏法，不敢侵入番界，為殺雞儆猴他開始整肅豪強，嚴懲臺灣武官侵入番地事件。

而臺灣武官霸佔番地，始自雍正2年（1724）平定「朱一貴」事件有功的藍廷珍，他因盜墾彰化附近貓霧捒熟番土地，建立藍興庄，而且兩次以兵哨船載運「不兵不民」人士來台，為同知王佐梅等所獲，也曾多次被參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