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36年（1697）《諸羅縣志》曾記載最初設縣情形，說：「當設縣之始，縣治草萊，文武各官僑居佳里興（台南佳里），流移開墾之眾，極遠不過斗六門（斗六）。北路防汛（邊防），至半線牛罵（彰化）而止，皆在縣治200里（約115公里）之內。
而郁永河在《裨海紀遊》描述：「佳里興以北，悉屬平埔番部落，幾無漢人足跡」。
但到康熙43年（1704）《諸羅縣志》卻又記載：「流移開墾之眾，已漸過斗六門以北矣。」（二七四卷七總論）
由於北上者多，造成許多治安問題，清廷責成臺灣兵備道王敏政，採取嚴格的「護番」措施，安撫北部番社，規定：
「凡通事、社棍有朘削者，嚴厲禁之；番車有濫派者重行懲罰。漢人與熟番任意契約，給出番埔番地，卻行開墾時，須先呈請官府，由官方調查現地漢番之利害是非，以定准否，其請得批准者，責令開墾人履行與番民契約條件，依法對官報課陞科，且嚴禁無賴奸宄混入。」（九十三121頁）
且為防止北部流民為亂，該年將諸羅、鳳山設縣以來，未落實的縣署予以落實。過去鳳山雖置縣，但因「土地寥廣，文武職官多僑居府治，至康熙43年，知縣始駐境。
而諸羅亦復如此。「置縣後，以民少番多，距郡遼遠，縣署北路參將營，皆在開化里佳里興，離縣治80里。
這兩縣都是到康熙43年（1704）才奉命，將文武官員全部移歸諸羅山，縣治始定（二七六卷二132頁）。雖已落實縣治，仍擋不住向北開拓的移民潮。
康熙49年（1710）《諸羅縣志》又說：「數年間而流移開墾之眾，又漸過半線大肚溪以北矣！此後流移日多，乃至日南、後壠、竹塹（新竹）、南崁、所在而有。（二七四卷七總論）
為了擋住這股潮流，有人主張開放彰化一帶墾地，但熟知康熙「以番制漢」台廈道陳璸卻對上述主張下達「永行禁止」令，他上書說：「內地人民輸課田地，皆得永為己業，而世守之。
各番社自本朝開疆以來，每年既有餉額，則該社尺土皆屬番產，或藝雜籽，或資放牧，或留充鹿場，應任其自為管業。且各社毗連，各有界址，是番與番不容相越，豈容外來人民侵占。」
為了防止豪強混冒請墾、縣官朦朧給照，陳璸更提出：「應將請墾番地，永行禁止。庶得番保有常業，而無失業之嘆。」
當時嚴格禁止流民私越大甲溪（一九一15頁）仍無效果。
康熙56年（1717）出版之《諸羅縣志》又說：「30年來，附縣開墾者眾，鹿場悉為田，斗六門以下，鹿獐鮮（少）矣！」
對於彰化以北土地的開墾，文中也提出警告說：「今半線（彰化）以至淡水，水泉沃衍，諸港四達，猶玉之在璞也，舟楫來往，亦既知其為玉矣！而雞籠（基隆）為全台北門之鎖龥，淡水為雞籠以南之咽喉，大甲、後壠、竹塹水陸皆有險可據。﹝二七四卷十二）
彰化地位重要，當時以港口為交通樞杻所在，都有被隨時開墾。同時為防備潛伏，在臺灣淡水之中國海盜，康熙49年（1710）終在淡水設分防千總，並增加大甲地區七塘的兵力。但因流移開墾急遽增加，犯罪問題叢生，以致政令巡防不能與之配合，遂發生各種統治上的困難。
《諸羅縣志》又說：「以去縣日遠，聚眾行兇，拒捕奪犯，巧借名目以墾番地，廬番之居，妻番之婦，收番之子。番畏其眾，強為隱忍。相仇無已，勢必搆禍，而大甲以上官兵，初至不習水土；又地方遼闊，塘汛（邊防兵力）寡弱，無事空抱瘴癘之憂，有事莫濟緩急之用。」問題之多，不但難治，且飽受瘴癘之害。
李政隆小檔案
李政隆原本是一位名建築師，曾任大學建築系教授，也曾榮獲教育部團體頒
發「木鐸獎」，且是深愛台灣的歷史學家，著有《新臺灣史》、《臺灣基督教史》。現任
基督教恩友中心執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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