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政隆的新台灣史

為何要寫《新臺灣史》理由很簡單，因為我是個基督徒，寫過《臺灣基督教史》，在寫基督教史的過程中，發現中國為了有利統治，漢化臺灣人，像過去連橫所著《臺灣通史》，都是以漢化為目的而寫，甚至可至中國求官。
所以扭曲、造假的內容很多，無法稱得上是一部真正的臺灣史。其他雖還有人著史，但都是架構在《臺灣通史》的基礎上，是以漢人自居的主觀歷史，偏離客觀歷史陳述的條件。故在此原則下，臺灣到目前為止，可謂「無史」。
臺灣是我的故鄉，魏徵諫唐太宗說：「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做為一個臺灣人，以及上帝的僕人，所求的不過是故鄉的繁榮，以及「福音」的廣傳。
但觀乎目前臺灣政治社會環境，由​

臺灣一地，島形如甘薯，包含澎湖在內，面積達35,961平方公里（四三八）。位於中國的東南隅一角，隔著臺灣海峽與中國大陸遙遙相望，南臨南中國海，東向太平洋，位處東南中國海要衝上，戰略地位險要。
早期航海於中國、日本從事貿易的葡萄牙船，經過臺灣海峽，看到幽美的臺灣景色，都不禁讚嘆說：「福爾摩沙（Ilha Formosa）。意思就是美麗之島，所以福爾摩沙也成為臺灣的別稱。
為使臺灣成為中國的一部份，中國歷史又有各種說法：有說臺灣是「夷州」，漢末三國時代孫權曾派人出征夷州。
有說是「流求國」，隋煬帝大業6年（610）曾出征流求國。到了宋代，曾掌管福建市舶的宋宗室著有《諸蕃志》一書，書上曾提到「流求國旁有毗舍耶國」，又有人指稱「毗舍耶國」即今臺灣，而「流求國」即澎湖。
元代在元順帝至正12年（1352）在澎湖設置巡檢司，元史則仍稱臺灣為「瑠求」稱：「瑠求在南海之東，澎湖諸島與瑠求相對，其遠不知幾千里。

臺灣自古即有人居住，目前發現最早的居民稱為「左鎮人」。
這是民國60年（1971）臺灣大學宋文薰教授，及民國63年（1974）日本古生物學家鹿間時夫教授分別發現。距今三萬年前，臺灣即有人居住，由於遺址化石係在臺南縣左鎮鄉附近被發現的，故稱為「左鎮人」（五八40頁）。
左鎮人的生活方式，因發現化石的地方，除少數頭蓋骨殘片和牙齒外，尚未發現其他相伴的生活遺物存在，因此至今尚未為人知曉。
與左鎮人同時被發現的，是距今5千到3萬年間的「長濱文化」。
這是民國57年（1968）宋文薰和林朝棨兩教授，從臺東縣長濱鄉八仙洞的海蝕洞穴中，發現數以千計的石器、製造石器的廢料，以及與生活習習有關的各種利器，著名的考古學者李濟教授，將之命名為「長濱文化」（五八42頁）。

大概是公元開始的前後，隨著銅、青銅及鐵器等金屬器具的發現，人類進入了另一個重要的變化。這個變化也影響臺灣，將臺灣的歷史從新石器時代推演到銅器時代，甚至鐵器時代。
這個時期從2千年前一直推衍到4百年前，荷蘭人開發臺灣，開始有歷史的記載為止，總計約1千6百年左右。
這個時代因為距離現代較近，所以出土的遺址文物較多，可說涵蓋全島，但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為分佈在臺灣北部的臺北盆地，和整個北部海岸地區，以臺北縣八里鄉十三行遺址為代表，所謂的「十三行文化」。
分佈在臺灣中部一帶，海岸線則以臺中縣大甲鎮，番仔園遺址為代表的「番仔園文化」。以及離海岸線稍遠，被發現在南投縣集集鎮，田寮園遺址為代表的「大邱園文化」。
臺灣南部，則有北到嘉南平原、南到高屏海岸等廣大地區，以臺南縣永康鄉出土的遺址為代表，因出土的陶器很多具有鳥首形，故又稱為「蔦松文化」。

除了早期「大坌坑文化」遺址外，考古學者臧振​華經過多年努力，在澎湖群島總共發現了39處屬於早期漢文化的遺址，可說是臺灣本島沒有的現象。
從這些遺址的器物形制分析，說明在唐朝晚期就有漢人來澎湖拓植。這些漢人的遺址，早期係以捕魚和採貝為主，到了南宋以後，開始飼養家畜並種植農作物，和晚近澎湖漁村的生活類似。
至於聚落早期都是屬於一些臨時性的漁寮，到了南宋後才漸漸有了定居的聚落存在，所以南宋以後出土的遺址不只數量多種類也多，包括飲食、建築、炊煮、盛裝等，而這些產品皆非當地產物都是從中國沿海運輸進入的，可以看出當時澎湖與中國交易來往的密切。

荷蘭人進入臺灣始自1624年。荷蘭人入臺本無意，是侵略澎湖時與中國統治者明朝妥協的結果。
原來繼15世紀發現地球是圓的，且繞過南非好望角可抵印度洋事實後，西元16世紀可說是歐洲各國競相尋覓海外殖民地，擴充佔領的時代，其中以葡萄牙、荷蘭和西班牙較為有名，且對中國影響較大。
葡、荷、西三國為了爭奪東南亞殖民地經常發生爭執。尤其是爭取對中國和日本的貿易，更是無所不用其極。1557年葡萄牙首先在中國南方海岸取得澳門租借，做為根據地，1586年西班牙則佔領菲律賓呂宋島。
1581年甫從西班牙殖民地獨立出來的荷蘭，為平衡西班牙、葡萄牙等早先佔領勢力，於是出兵占領爪哇，設總督府於巴達維亞城（印尼首都雅加達），並在西元1602年成立荷蘭東印度公司，被授權可設置軍隊，代表國家遣使談判、媾和和宣戰，專門獨佔從事東方殖民地掠奪和貿易事宜。

荷蘭人治臺，可說是無意卻也留下許多貢獻。原來荷蘭人只將臺灣視為對中日貿易的中繼站。不久，荷蘭人即發現臺灣是塊富沃的土地，不但產鹿，漁獲量十分充足，西部大片平原適合耕作，種植稻米、甘蔗，且原住民性情溫和極易統治，於是改變策略開始經營臺灣。
為了開墾荒地需要大量人力，在有限荷蘭人管理下，於是採用荷蘭教會建議教化當地原住民，和唆使華人來臺開墾二政策並行的方式，加速西部平原的開發。
為教化原住民，1627年開始差派許多宣教士來臺。初期只對赤崁附近的平埔族加以教化，後來隨著荷蘭統治疆域的擴大，教區逐漸擴大，1661年統計光是派遣來臺牧師就有30多位，對早期臺灣的教化貢獻很大。可惜因是殖民地，常被醜化而抹殺其貢獻。
1624年到1635年，可說是荷蘭人致力平定赤崁地區的一個時期，由於統治初期不只平埔族不滿，原來在臺貿易的日本人也不滿，因而發生影響荷日間貿易的「濱田彌兵衛事件」。因該事件涉及新港社頭目理珈，使得社民多人被捕，引起新港社反抗。
加上漢人煽動，說荷人據台對彼不利，因此赤崁四社全面起而反抗。群居萬人左右的麻豆社也在1629年起來殲滅荷兵54人，荷人當時雖欲征討，卻仍無力。所以這時期，可說是荷蘭人一面致力改善與日本貿易，一面出兵平定赤崁附近平埔族的時期。
1629年先出兵平定人數較少的新港社，1635年以500荷兵，結合新港社徵用「土番」從征麻豆社。不久，又出兵降服蕭壠社，由於當時治台兵力少，故採招降方式，對於所征服的平埔族社僅給予象徵性的懲罰外，也多能遣送宣教士進入該社加以教化，使得赤崁四社因而成為其治臺的助力。
平定赤崁附近平埔族後，1636年因荷人在嘉義、雲林一帶被殺，且以保護當地捕鹿，和捕魚民安全為由，結合赤崁四社，出兵北嘉雲一帶的華武壠社（Favorlang）和大波羅社（Davole），以及南部的小琉球。
小琉球原有平埔居民千餘人，以耕耘為生，因經常搶奪和殺害颱風漂流而來的船隻和人員。為顧及大員（台南）貿易安全，結果荷蘭人出兵征討。
不料征討時全社躲入洞穴，荷蘭人不敢入，為逼其出來用煙燻洞，沒想到卻燻死居民3、4百人，捕捉5百多人，全部遣至新港社，部份男人以船運出臺灣為奴，女人則配給新港社人為妻（四十428頁）。
荷蘭人征服小琉球與征服臺灣各社究有不同，荷蘭人對臺灣平埔族出征，殺害人數多以懲戒為主，很少超過10人。可是在小琉球一役卻有極盡滅族的殘忍行為，雖說是意外成份居多，但其殘忍事實也因此震驚整個臺灣南部各社。
因見其慘狀相繼投降，荷蘭人勢力因而抵達到屏東、鳳山一帶。1636年是荷人領地擴充最快的一年，接著華武壠社、大波羅社、小琉球社的征服，南北各社相繼來降。
荷蘭人又聽信有金礦，因此出兵恒春瑯嶠社。是年底荷人治地，北已達諸羅山（嘉義）、哆囉國（台南新營），南迄大小放索（高雄大社）、他卡拉陽，總計達57社。
1643年到1661年是荷蘭人統治臺灣最高峰。這個時期荷蘭人因尋金繞過整個東海岸。因貿易競爭，深怕1626年佔有臺灣北部，淡水、基隆一帶的西班牙，威脅到其與中國和日本間的航海貿易。
雖於1629年，1640年兩次沿西部海岸出征失敗，一直伺機將之趕出臺灣。1642年果然利用菲律賓內亂，無暇顧及臺灣。在台北的淡水守兵很少，原住民又作亂的機會，遂由海路出兵征服淡水、雞籠，驅逐西班牙人，使其統治的範圍因此涵蓋了臺灣北部以及西部部份沿海部落。
臺灣人口
為期有效管理各部落，保證不再叛反。1641年成立向荷蘭政府宣誓效忠的地方會議。這個會議到1644年因參加部落多，須分成南、北、東及淡水四區舉行。
在會議中，為令彼等皆能知曉，荷蘭統治事實，同時，改進臺灣人許多粗俗簡陋的習俗，因此希望各部落能清楚了解，荷蘭人所以引進「教會」教化的意義，祈望彼等皆能尊敬牧師，進行教化。
為讓這些參與的平埔族，皆能清楚了解會議內容，荷蘭人甚至以6、7種不同的語言，為參加的各部落詳細說明（十一411頁）。
事實上，荷蘭人統治臺灣，除赤崁嘉南平原部份外，其餘皆屬沿海局部地區範圍很小，但統計到1650年仍有315個村落，人數約6萬8千多人。
1654年，當時的臺灣長官魏伯格（Claes Veburgh）向印度總督報告，統治的臺灣人至少10萬人以上。因住民不斷增加，為方便荷蘭人南北往來統治，故制定辦法在臺灣設立公營旅館（十一463頁）。這是臺灣設立旅館之始。
因此有學者，依荷蘭人當時被佔領的地區，嘉南平原局部地區，以及中北部，交通全靠航運的港口附近，尚不包括人口佔多數的嘉南平原北部，台中及彰化平原，台北平原，以及噶瑪蘭平原。若按佔有地區人口比例推算，當時臺灣的人口數，至少有3、40萬人，甚至有5、60萬人以上人口。

臺灣雖說是殖民地，但荷蘭人透過教會對臺灣的教化，卻是極為用心的。
尤其是初期，臺灣尚未開發，到處充滿瘟疫、死亡和虐疾，連中國人都不敢去的地方，他們卻自願前往，不只學習他們的語言，以聖經編造文字，並長住在那裏，教化平埔族人。這種犧牲精神，若不是有宗教的熱誠，是無法做到的。
可惜，這些有愛心的宣教士，由於教會財力不足，為達宣教目地必須依附於荷蘭東印度公司，兼理一些行政工作，因此為人詬病，說成殖民統治者工具。然而不管如何，其對臺灣的教化，深入窮鄉僻壤，仍是令人讚嘆的。
為了教化原住民，荷蘭分別在1627年和1629年派來甘迪士牧師（Rev. George Candidius）和尤尼斯牧師（Rev. Junius）2人，開始以赤崁附近的新港社為對象，學習當地「新港語」。
1627年甘迪士牧師首在新港社宣教，翌年聖誕節前，即有100多人可誦主禱文。中間雖發生讓新港人疑懼的「理加」事件，所謂理加事件是日人唆使新港社頭人理加等16人代表臺灣赴日，參見日本幕府控訴荷蘭人請求日本出兵。
於是1629年荷人突然出兵準備捉拿歸國的理加等人，新港人聞風逃入山區只留老人。荷人燒其屋，接受賠償息事，但對宣教的甘迪士牧師等人，卻已引起新港社人對他的疑慮，甘迪士牧師用很長時間方才化解。
所以遲至1631年才建教堂，但到1635年新港社人已有7百餘人受洗，1636年開始設立學校，招生70餘人，為臺灣教育的開始（四一338頁）。
因應教區擴大，隨後2、3年間，荷蘭陸續派來了4位牧師，但都病死，或不適環境而離職。熱心的尤尼斯牧師於是挑起重任，也交出亮麗成績單。
1639年包含新港社、蔴豆社、目珈瑠灣社、蕭壠社、大目降社等5社，8,647人中不含小孩，受洗人數2,014人，其中新港社1,047人全受洗。直到1643年任期期滿，母親又生病，不得已回國，經他受洗的人數共計5,900多人，這數目在歐洲造成轟動，英國還出小冊子紀念他。
這時期的宣教工作極度困難，不僅教區遼闊，瘴癘盛行，語言的隔閡，都足以防礙宣教成果。但他們非常努力，也非常重視與本土的結合，除主動學習當地語言，以新港語教授聖經等工作外，更重視教育工作，在各地設立學校。甚至遠到雲林北邊的華武壠社、屏東的他卡拉陽社、林邊鄕的放索社都有學校。
為了使福音廣傳，他們更主張訓練當地人宣教，1634年他們還申請4,、5位新港少年到荷蘭學習，可惜被拒絕。為了落實教會本土化，除大員小會外，他們更任用當地人為長老，訓練許多傅教士和教師，可惜這些成果後來都被行政機關否定。
事實上，早期荷蘭據臺，須靠宣教士教化原住民協助，以達到殖民地擴展目的。而宣教士也都能在效忠祖國原則下，帶領教化原住民，從事開疆闢土的工作。像1635年，荷蘭人為報復蔴豆社，在1629年殺死54位荷人士兵事件，教會不但積極參與，尤尼斯牧師（Rev. Robertus Junius）更聯合蔴豆社宿敵新港社及蕭壠社人去平息。
1636年，征服北嘉義、雲林的華武壠社和大波羅社，由尤尼斯牧師帶領荷兵15名，新港社等1千4百人前往。而出征東港外海小珫球社，也都有宣教士參與的記錄。
荷蘭宣教化
所以荷蘭政府佔臺初期，對宣教士的要求都能牽就。譬如說宣教士對貧窮移民（漢人），少收人頭稅或執照稅，都可睜一眼閉一眼，等到殖民地底定，就開始以此責難教會，以扣薪、軟禁，並遣返宣教士等手段，來逼迫有愛心的宣教士，使他們做一些違背良心的事。
對宣教士努力培養當地人宣教的蕭壠小會，也以沒有必要理由隨意予以關閉。此外，又規定凡教會向外報告，須先知會臺灣長官，杜絕了原來教會信息可直通巴達維亞小會，或阿姆斯特丹中會的管道。教會與行政單位的爭執，使臺灣的宣教工作，幾乎陷入谷底。
1651年臺灣評議會致印度總督的信，就曾提起雙方衝突造成的傷害：
「這些意見不同，在團體中造成很大的傷害，幾乎沒有一個人可以倖免，也沒有任何對策可以因應。有一段很長的時間教會沒有舉行聖餐，臺灣評議會和法庭也停止會議。人與人之間不能互相容忍，人們之間的愛消失了，變成冰冷的石頭。」（四一 350頁）
其結果使得有理想的宣教士紛紛離臺，1647年在巴達維亞宣教極富盛名的葛拉比牧師（Rev. Dannel Gravius），來臺四年，也在絕望中以回原教區為由，離開臺灣。
臺灣的宣教工作每况愈下，更有一些垂涎臺灣豐厚稅務的宣教士，更替來臺，於是種下了後期遭人詬病的結果。
此外，他們在臺灣教化工作上，亦患一個盲點，以新港語做為教材，忽略各地區平埔族語言不同，後來雖有赫巴迪牧師（Rev.Joannes Happartius）學習華武壠語，重編當地教材，並著華武壠語字典。
使華武壠社、和大波羅社和二林社一帶，1659年受洗者多，可惜仍是局部，對於全區無大助益。尤其瘴癘凶猛的南部地區，語言不通，只好強迫他們先學習新港語，後來發現成果不彰，又改變要他們直接學習荷蘭語。
因此緣故，南部各社雖說被荷蘭統治25年，在語言隔閡下，教化成效不彰，且從初期歡迎設立學校，到後來變成怨恨殖民下的學習。
1657年巴達維亞方面也發現此問題嚴重，寫了一封措詞強烈的信給臺灣教會，信上說：
「經過那麼多年，我們現在才驚訝的發現南部的居民，是以一種他們無法了解的語言在接受教育。」（三九368頁）
但這發現為時已晚，臺灣平埔族與荷蘭人的關係已不似早期荷蘭來臺時，那時教會都能代替荷蘭政府，用愛心去感化平埔族，使那時的平埔族人，願意跟隨牧師指示，甚至帶兵去征服臺灣其他各社。使荷蘭人得以藉由 4社兵力，在駐台有限人力下東征西討。
教會到了荷蘭晚期，已成為沒有愛心所在，而且在教化內容爭議不休，已與當地平埔族人成為鴻溝。使得明鄭入台，平埔族人甚至都採壁上觀，沒有與荷蘭人共生死，共同抵禦敵人的意念。
談到荷蘭人在台宣教一事，同治10年（1871）英國來臺宣教的甘為霖牧師（Rev. William Campbell），在著作《在臺灣傳教之成功》一書，感傷地寫下：
「1661年5月17日（星期二）有住在山地及平原的住民包括長老，實在是住在南部地區之人民，全部多多少少投降國姓爺；每一個長老都收到其禮物，淡色的綢袍、金頂帽子以及一雙中國靴子。
……這些傢伙將我們努力培植於其心中，真正的基督教的信仰，以侮蔑的言語道出，而高興現在用不著上學了。他們到處毀壞書本器具，而又重新偶像崇拜的無稽信仰。
國姓爺已經到達的報導傳佈之後，他們即殺我們荷蘭人之一，砍下頭後圍繞著高歌跳舞，其狀甚喜，猶如從前獵取人頭一樣。」（九五 27頁）

荷蘭人治臺，採取對原住民懷柔，以及對移民招墾二方式並行政策。在懷柔政策上也以尊重原住民做法，譬如說在教化內容上，也多以原住民語言為主。對於徵用原住民土地，像建大員的土地，也能以康甘布15匹向新港社換取。
基本上，荷蘭在統治初期，尚知其為外來者，在尊重原住民原則下免其稅賦。直到1644年3月，召集南、北和東部會議，為扶助各地教育，令其繳納教育每年所需米糧，各部落皆喜從命，又要求各社給移民耕作的農地，每甲繳納2勒阿爾（約16錢），統計到1644年底，可收入700勒阿爾。
1624年荷蘭人初抵臺灣，就發現臺灣出產好米，而平埔族當時的風俗，是由平埔族妻子從事耕耘，而丈夫從事打獵、戰鬥的工作。而且臺灣鹿皮很多，每年可得20萬張。
臺灣魚獲量又豐富，許多中國漁民因此會搭舢板船，來臺灣沿岸捕魚，尤其是烏魚。此外，在臺窩灣每年有百艘中國戎克船來此，與平埔族互市，買賣鹿皮和鹿肉。
針對這些情報，於是開始規劃臺灣，祈使能先從荷蘭屬地，招募華人帶頭來臺開墾耕地。移民初期免稅，但到1640年時9月起則開始徵收丁口稅，每人繳交1/4勒阿爾（約2錢）。同時因應臺灣教化發展所需，開始對「短期」來台人士徵收人頭關稅，每人1勒阿爾（約8錢），並開始徵收進出口稅一成。
這些收入總計到1641年底，預估可收1萬2千勒阿爾。這些人頭稅後來仍有更動，像1641年底，為改善人頭稅及關稅開始以「鍋」計口，加徵2士德回耳（約0.3錢）。1645年為建設大員至安平道路，對中國人除徴人頭稅外，又加徵工程稅每月2士德回耳，直到工程成本收回。
而中國人為逃稅，於是利用「水上執照」全部居住在帆船上不必下水繳稅，因極危險且漏稅者多。於是荷蘭人又規定，帆船應按其大小，載貨1萬斤以4人為限之比例，發給水上執照，其餘多出人口每月仍應繳納人頭稅（十一     449頁）。同時對於來臺貿易所有船隻，開始徵收什一出口稅。
這個稅收即使日本人也不例外，造成日本人反抗，是後來釀成「濱田彌兵衛事件」的主因。而對一些來臺捕漁的漁船也是按例抽取什一稅金。但實施不久，由於中國舢板船經常逃稅，且船家對每次出海就須繳稅甚覺不便，1630年於是應船家要求，每月換發1張執照，繳稅1勒阿爾（約8錢）。
此外對包括狩獵、製酒在內各樣事業，荷蘭人也都照樣收取什一稅賦。荷蘭人對於收取各樣稅金，通常尚能負起保護責任。荷蘭人嚴格禁止沒有繳稅船隻在臺捕漁，但對繳稅船隻遇難則會出兵討伐，這也是荷蘭人南北征討，降服各社平埔族的原因之一，約束平埔族人為害這些繳稅的移民。
但到1645年荷蘭人即改變這個政策。因移民所到之處，開始煽動各社叛反，且有不肖商人假借荷蘭人名義向其歛徵，於是接受范布連牧師（Rev. Van Breen）建議：
「對今後居住北方的中國人，不再發給『通行證』及『漁業許可證』」。
同時要求從各部落趕出中國人。這些中國人人數雖極少，但卻是提供他們民生必需品的來源。《巴達維亞日記》記載：「彼等甚怕中國人，非用其手勞力工作則不得食物，中國人又以斷其食鹽相威脅。
為鼓勵各社驅逐中國人，因此應各社要求，開始設有「贌社」，以供應日常生活用品買賣。康熙36年（1697）來臺採礦商郁永河著《裨海紀遊》說：
「贌社始自荷蘭，就官承餉曰社商，亦曰『頭家』。8、9月起，集夥督（督促）番捕鹿，曰『出草』。計腿易之以布，前後（腿）尺數有差（別）。劈為脯筋，皮統歸焉。惟頭及血臟歸之捕者，至來年4月盡而止，俾鹿得孳息，曰『散社』。」
這在荷蘭人統治下本為良好的制度，可避免各社原住民被剝削，讓鹿有隙繁殖生產，也成為各社主要賦稅來源。可惜發展到明鄭以後卻成為官商勾結，不少平埔族被重重剝削的惡法。
中國移民來台
對於獎勵移民耕作，荷蘭採取比較主動做法，除號召海外屬地華人，帶頭開墾外，治臺初期也曾唆使中國移民來臺，主動派船接駁，1631年4月3日《巴達維亞城日記》記載如下：
「公司以船載運中國人170人，及葡萄牙俘虜15人前來，艙位如有餘位，則中國人當更加多，長官之意見，如認為使用中國人有利，則為此輸送，需要派大士希布船1、2艘。故雖請求許可千人，因無餘地，故無法予以輸送。」（十一   69頁）
事實上，荷蘭統治時移民多屬短暫來臺，居住者很少。1626年西班牙為探荷人敵情，派人繪製大員（安平）附近地圖，該地圖寫有中國人五千，日人一百六十之附註。這是荷蘭人剛建市時，臨時招募來的人口，卻因當年底發生瘟疫，死亡慘重，故多佚散回國，故為開墾需再從中國運人來臺。
這些來臺開墾移民，1640年根據「人頭稅」計算，總計有3560人。為求有效開墾，荷蘭採用團體的力量共同開墾。道光9年（1828）姚瑩東著《埔里社紀略》說：
「昔蘭人之法，合數十佃為一結，通力合作；以曉事而貲（財）多者為之首，名曰小結首。合數十小結中舉一富強有力，公正服眾者為之首，名為大結首。有事，官以問之大結首，大結首以問之小結首；然後有條不紊，視其人多寡授之以地，墾成眾佃公分，人得地若干甲；而結首倍之，或數倍之，視其資力。」（二五九     506頁）

而開墾的土地則擇各社區域以外之地耕種，為獎勵開墾最初僅徵稅1/20，1645年後增為1/10（十一 431頁）。為使開墾增加，據稱荷蘭時期，設有牛頭司。雍正2年（1722）周鍾瑄著《諸羅縣志》：
「陳小崖外記云：『荷蘭時，南北設二路牛頭司，牧野生息，千百成群。犢大，設欄擒摯之。牡則俟其餒，乃漸飼以水草；稍馴狎，閹其外腎令壯，以耕以輓，綍者縱之生。』」
1648年赤崁4社稻作收成良好，每戶可收精製稻米800多斤。1649年荷蘭通過會議，買牛121頭轉售給已熟習犁田和牛車的赤崁等社（二五九   426頁）。
對於稻作稅金收取方法，與打獵的鹿稅一樣，皆為什一稅。為鼓勵生產，荷蘭並設有「貸款」制度，全由「牧師」代理。
本來來臺開墾移民多屬赤貧，因此多需貸款，由於開墾後收成的蔗糖、稻穀或鹿皮，多由公司收購，因此收購價便成為能否鸁餘的關鍵。
尤其是獵鹿，1645年以後，因年年捕捉鹿量大減，故有移民在貸款之初，就向牧師請求，能否以鹿皮百張10里爾（約80錢）向其收購，如不被接受，到時還款，就須向其他移民借貸，每月利息高達4.5％（二五九 430頁）。故為爭取移民權益，也是造成教會與行政部門衝突的原因。
事實上，荷蘭統治時期移民數目不多，所開墾田地有限，統計1645年為3千甲，1656年則為8千4百餘甲，到1659年則增加到1萬1千甲左右，這就是後來所謂的「王田」，荷蘭人皆刻以什一稅和產物收購權。
至於後來學者像《諸羅雜識》記載：「蓋自紅夷至臺，就中土遺民令之耕田輸稅，以播種十畝之地名曰一甲，分為上、中、下則徵粟。其陂塘堤圳修築之費，耕牛、農具、籽種皆紅夷資給故名曰王田。」（二六○  上164頁）
至於荷蘭人從每甲田地徵收的賦款「上則田18石，中則田15石6斗，下則田10石3斗。上則園10石3斗，中則園8石1斗，下則園5石4斗。」稅賦達30％幾，遍查當時荷蘭資料則無此說，應為明鄭時代的植誤。

荷蘭人想在臺灣抽稅，對日本人亦然，想抽1/10的稅，但又怕傷害，原與日本建立好的貿易關係，故改稅名為安全貿易保護費，但被日本人以他們更早來臺為理由，加以拒絕。
事實上，日本人早在萬曆21年（1593）就想招降臺灣，當時的大將軍豐臣秀吉，曾遣使呂宋的特使原田孫七郎，致書給當時稱為「高砂」的臺灣，祈能向日本朝貢。
但臺灣當時僅是由數千個小部落組成的國家，故無能給予回音。而後日本內戰由德川家康取得政權，為鼓勵海外貿易，特頒「朱印狀」給出海的商船，並於萬曆37年（1609），派有馬晴信來臺，並到東海岸探險。
萬曆43年（1615）取得對臺朱印狀的長崎代官村山等安，自行招募人員4,000人，集資編成戰船13艘企圖遠征來臺。不幸途中遇到颱風，部份飃至南洋，部份飃至淡水、安平及打狗（高雄）等地而告失敗。
後來雖聞日本將有攻臺之舉，但對當時剛建國的幕府言，國內政事繁多，加上怕天主教危害政權，於1636年起實施「鎖國政策」，攻臺之舉因此無疾而終。日本人雖因鎖國不再侵臺，但對臺灣成為其屬國之觀念耿耿於懷。
而荷蘭人為徵稅，希望仿照葡萄牙「澳門」模式，一面禁止日本船來航，一面想求得日本幕府諒解。於是派臺灣長官諾伊特（Pieter Nuyts）1627年7月出使日本。
剛好1626年5月，日人濱田彌兵衛為領取前年所訂中國貨物來臺，但遭荷蘭人禁止，荷蘭人又禁止其前往中國領貨。在無可奈何下，於是在1627年以沙填壓空船，另載臺灣新港社頭人「理珈」等16人，及中國通譯 2人回日本。
向其船東代官末次平藏，訴說荷人侵臺的不是，並由「理珈」等出面表明，彼等係為獻臺灣土地而來。因此諾伊特到日本，引起幕府不滿，並對諾伊特解釋：「臺灣已經與中國協定，始行佔領一節。
不但不聽信，且不謁見。不得已，諾伊特於11月底無功返臺。因此懷恨濱田彌兵衛破壞其出使目地。利用1628年5月濱田彌兵衛載「理珈」等返臺機會，以怕暴亂為由，沒收其武器，並以叛國名義囚禁新港社「理珈」等人。
對濱田彌兵衛則置之不理，不許其返日，也不許其離臺至中國購物。在走投無路下，不得已，濱田彌兵衛只好偕部下12、3人，於6月底，假以拜訪為由，到諾伊特公館。利用機會以武士刀捆綁，脅迫諾伊特，並由日本船來援100多人，形成雙方對峙。
直到7月初經談判，諾伊特始答應除釋放新港社等人，返還沒收物品，並賠償日本人，因停止貿易所受的損失外，同時，也保証日本人的安全。雙方約好各出五名人質，互搭對方船隻一起出航，到日本換俘後，此事件方才落幕。
沒想到一抵日本，因末次平藏的報告，其船及人質全遭日本幕府扣押，並封閉荷蘭商館禁止其買賣。消息傳來，使得巴達維亞總督大驚，立刻撤換諾伊特並加囚禁。以布德曼（Hans Putmans）替代為臺灣長官。
又派特使威廉楊仙立即到日本解說，求取諒解。此事件後因曾任職日本平戶商館館長，新任巴達維亞總督與日本關係良好。加上末次平藏於1630年去世。在沒有堅強反對者下，而且1632年荷蘭為展示誠意，又將主事者諾伊特交給平戶藩主。
日本幕府認為有誠意，於是在11月釋放人質，解除貿易禁令，並准許各船開出。而諾伊特本人則遲至1636年方釋放返國，為整個事件劃下句點。

荷蘭時期移民在臺者不多，統計1640年的人頭稅，得知有移民3,560人。事實上，當時短期來臺貿易的人士增多，且移民多採春耕秋回的方式耕作，荷蘭人皆以較高的關稅抽稅。而在這一年，菲律賓因華人抗議西班牙重稅起而反抗，遭屠殺者有2萬多人，有一小部份逃來臺灣。
1648年中國發生戰爭，不只中台貿易減少，而移民逃來台者更多。當年9月15日荷蘭商館日誌記載：
「據大員的長官和評議會的信函，自中國輸入的貨品極少，逃出的中國移民甚多，已超過了七千人，故糧食尤其米糧頗感缺乏。（二五九 423頁）
而陳紹馨著《臺灣通志稿》，其中人民志也談到荷據時期臺灣人口，說：「1648年，因大陸戰亂連綿，饑饉游臻，臺灣漢人驟增為2萬人，皆從事農業；但因多人驟然入臺，極難安插；故再回大陸，亦屬自然。」據說，饑荒一結束，就有八千多人回歸中國（二五九 423頁）。
臺灣從1644年起，開始限制移民來臺，在南、北及東部會議，不只要求各部落驅逐移民。1645年更禁止移民前往北部地區。1646年，荷蘭商館日誌中記載：「中國人來到臺灣愈多，我們將很難保持該島為自已的領土。（二五九 415頁）
荷蘭人開始對移民設防，便在赤崁南方，以集中營管理方式，設殖民區從事開墾。因荷蘭人不歡迎移民前來，加上糧米不足，所以許多移民只好被迫返回中國。而遺留在臺的這些移民，不幸又在1652年遇到反抗荷蘭的郭懷一事件。
由於荷蘭以少數人治理臺灣，引起當地移民垂涎，於是發生了郭懷一起義事件。
郭懷一（Gouqua Fayet），原為居住荷蘭阿姆斯特丹波迪（Perdel）華人，受荷蘭開墾殖民地邀請，來台在赤崁南方，二層溪南岸招移民開墾，積資成富，移民都擁護他稱之為頭人。他因覬覦荷蘭守兵少，當時居住赤崁一帶的華人有4、5千人，若能起而代之，應為可行。
遂於9月初邀其黨羽，計劃於9月17日中秋夜，邀請臺灣長官富爾保（Nicholas Verburgh）及達官顯商賞月，利用酒足飯飽之際，再佯裝送彼等回熱蘭遮城，乘機入城起義，從而奪取該城，成為臺灣統治者。
不料，這計劃因其弟郭保宇（Pouw）密告為荷人知曉，9月7日中午派人調查，發現移民皆已備妥竹槍、農具、步槍等武器，準備起義。荷蘭人獲得該情報後，立即驅使婦女、小孩避難城內。
而郭懷一也被迫於該晚起義。這次起義雖也攻陷普羅民遮。可惜，後來荷蘭隊長丹克（N.Danker）從熱蘭遮城，率領120名步槍兵來援。並徵調附近4社平埔族2千多人。加上郭懷一不知用兵又不聽部將忠告，於荷蘭涉海來援時，殲滅彼等於海上。
及至陸地，又不敵其強大火力，終而失敗。此次起義引來荷人很大殘害，不僅郭懷一的部下被消滅，由於荷蘭人從俘擄口中，得知有鄭成功內應，許多移民也被波及，誅殺人數多達3、4千人（十一第3册121頁）。王必昌在《重修臺灣縣志》形容這次的屠殺，說：「漢人在臺者，遭屠殆盡。」
臺灣移民人口
在臺以農為業的移民，不幸又在1653年遭遇瘟疫。1654年5月到8月又遇蝗害，據傳餓死者8千多人（二五九460頁）。可以說在荷蘭統治晚期，自外而來臺灣的移民仍是不多。
1660年曾隨荷蘭艦隊來臺協助臺灣守兵，防守鄭成功攻臺時的部將赫伯特（Alberecht Herpot）所著作的《臺灣旅行記》曾記載臺灣當時的情況說：
「臺灣島自南到北約200哩（每里576公尺），自東至西約50哩。島上有許多不知名的高山，山中居民也不知名。
該島土地肥沃，其周圍平原中除土人外也有幾千中國人居住。中國人因常與滿清人戰爭為滿清人所逐，來臺灣避難，不得不向荷蘭人的東印度公司納稅，他們很勤勞，長於耕種。」（二五九477頁）

這是從東印度公司繳納的「人頭稅」，就可查知移民人數的原因。
臺灣最後一任長官揆一（Presentibus Cm-nibus別號 Coyett），在所著《被遺誤之臺灣》則稱：「有許多中國人因戰爭而移住臺灣，在臺灣設立了一個殖民區，除婦孺外人數有2萬5千人之多。」
專設殖民區，是1645年禁止華人到各部落而有的政策，至於報導的移民人數，有人批評係揆一為失臺卸責，所以浮報臺灣移民人數。
鄭成功吏官阮旻錫，著《海上見聞錄》亦記載攻臺前的臺灣：
「正月，賜姓（鄭成功）議取臺灣，其地在東南海中，延亘數千里，土番雜處。天啟年間，歐羅巴（歐州）紅夷佔居之，於港口築城，與中國、日本、廣南貿易。海邊平民流寓者，種蔗煮糖為業，殆數千戶。時紅夷亦恐海上動兵，故於庚子（1660）春，復遣通事舍人何斌及其酋長再來議貢。」
康熙24年（1685）出版的《東吟社序》為自稱為壬寅，永曆16年（1661）被颱風飃來臺灣的明朝遺臣，太僕少卿沈光文所著，他形容來臺漢人不及千戶。
這些資料都是身臨其境的第一手資料。由這些資料可知，當時臺灣移民的人數不多。

荷蘭據臺前，臺灣本是日本人和旅日華僑，與中國商賈等，會同交易的場所，其中最大勢力為李旦。明天啟4年初（1624）派其義子，由日本來臺擔任通譯。次年，李旦病逝日本平戶，臺海霸權幾乎落入，亦官亦盜福建把總俞咨臯手中。
鄭芝龍開始召集李旦舊屬，迨至天啟7年（1627）擁船700艘，並攻打俞咨臯所據的廈門。並以俞咨臯經驗，自願就撫於明朝，發展亦官亦盜的海上勢力，當時明朝又禁止漳州人販海，故鄭芝龍成為據臺荷人，必與之貿易對象。
荷蘭人於是利用邀請鄭芝龍，參觀荷艦機會，脅迫與之簽訂「自由貿易協議」。雙方約定每年互相提供所需生絲、砂糖和胡椒等物。
但此貿易，後來卻為鄭芝龍叛反部屬李魁奇破壞。鄭芝龍戰敗，而李魁奇對荷蘭人索貨高價，逼得荷蘭人於崇禎3年（1630）回頭與鄭芝龍另一叛反部屬鍾斌合作，打敗李魁奇。
而鍾斌所訂的貿易協定，又不為荷蘭人滿意。不久，鍾斌又為鄭芝龍所敗。於是開始彼此間短暫的貿易。不料不久，明朝又有山寇鍾凌秀、海盜劉香等崛起，使明朝於崇禎5年（1632）又頒佈「禁海令」。
鄭芝龍因此無法與之貿易，引起荷蘭人不滿，開始巡弋中國沿海，採取海盜式報復手段。崇禎6年（1633），臺灣長官布德曼（Putmans）結合海盜劉香攻打廈門，不料卻為鄭芝龍所敗。
劉香南竄，布德曼逃回臺灣，準備再次征戰時，由於鄭芝龍派人來臺提議媾和，加上大員（安平）建設日佳，中國商船駛入大員者多，取代荷蘭人原須駛向廈門貿易的需要。加上明朝堅決海禁的意念，逐漸為荷人所理解。
所以劉香再來邀約，前往攻打廈門時，為荷蘭人婉拒。不料劉香因而不滿，反佔打狗（高雄）並攻熱蘭遮城，但為荷人所敗而離去。此事件使荷蘭人覺悟到，培養中國海盜的不智，於是專心經營以大員為主的海外貿易。
崇禎8年（1635），鄭芝龍滅劉香後，成為臺海最大霸權，開始與荷蘭人交易，互相約定保護掛有對方旗幟的船隻。鄭芝龍因此控制了中國對外貿易，也私自課徵進出口稅。
崇禎11年（1638），明朝又採傳元初的建議，開放海禁，臺海貿易突然興盛，其貿易的景況，一度曾使荷蘭資金的調度產生因難，由此可知，當時貿易之興盛。
臺海貿易的內容，主要是日本與歐州運來的銀，以及南洋運來的香料等銷往中國。而中國生產的生絲、瓷器和黃金，則反向運往日本和南洋。
加上臺灣自產的鹿皮和砂糖運往日本，而制造火藥的琉璜，則銷往一些戰亂的地區，如中國和柬埔塞等國家。
這些都帶來荷蘭人巨大的利益。
直到崇禎12年（1639）日本幕府禁止天主教，也禁止信奉天主教的葡萄牙船到日本，並鼓勵日本船與中國直接貿易，這些都曾損及以基督教為信仰，當時臺灣荷蘭人的部份貿易。
不久，中國內戰急轉直下，隆武2年（1646）鄭芝龍降清，繼起的鄭成功成為反清力量，為維持其龐大軍餉，更需以強大力量維持臺海的安全，並壟斷所有中國對外貿易。
故以廈門為據點，開始與臺灣、巴達維亞（印尼）、日本、暹羅（泰國）、廣南（越南）和馬尼拉（菲律賓）直接貿易。
由於鄭成功採直接貿易方式，很容易與荷蘭人產生貿易衝突，永曆10年（1656）荷蘭因拒絕鄭成功，制栽馬尼拉所下的禁令，同時也遭制栽。
直到永曆12年（1658）臺灣長官揆一（Frederick Coyet）派通譯何斌，向鄭成功保證，不再妨害鄭成功船隻在東南亞的航行，雙方才開始復航貿易，使該年荷蘭收入大為增加。
可惜好景不常，不久後，鄭成功北伐失敗，在中國大陸附近急忙尋找反攻的腹地，富有的臺灣遂成為目標，造成荷蘭人所以離臺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