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政隆的新台灣史

荷蘭時期移民在臺者不多，統計1640年的人頭稅，得知有移民3,560人。事實上，當時短期來臺貿易的人士增多，且移民多採春耕秋回的方式耕作，荷蘭人皆以較高的關稅抽稅。而在這一年，菲律賓因華人抗議西班牙重稅起而反抗，遭屠殺者有2萬多人，有一小部份逃來臺灣。

1648年中國發生戰爭，不只中台貿易減少，而移民逃來台者更多。當年9月15日荷蘭商館日誌記載：

「據大員的長官和評議會的信函，自中國輸入的貨品極少，逃出的中國移民甚多，已超過了七千人，故糧食尤其米糧頗感缺乏。（二五九 423頁）

荷蘭據臺前，臺灣本是日本人和旅日華僑，與中國商賈等，會同交易的場所，其中最大勢力為李旦。明天啟4年初（1624）派其義子，由日本來臺擔任通譯。次年，李旦病逝日本平戶，臺海霸權幾乎落入，亦官亦盜福建把總俞咨臯手中。

鄭芝龍開始召集李旦舊屬，迨至天啟7年（1627）擁船700艘，並攻打俞咨臯所據的廈門。並以俞咨臯經驗，自願就撫於明朝，發展亦官亦盜的海上勢力，當時明朝又禁止漳州人販海，故鄭芝龍成為據臺荷人，必與之貿易對象。

荷蘭人於是利用邀請鄭芝龍，參觀荷艦機會，脅迫與之簽訂「自由貿易協議」。雙方約定每年互相提供所需生絲、砂糖和胡椒等物。

荷蘭人來臺，完全是明朝的懦弱造成，雖說荷蘭人起初很不情願來臺，然而到臺後才發覺臺灣其實是個寶島，不只土地肥沃，而且居住在地的平埔族，非常善良且有能力。

1627年來臺的甘迪士牧師，就曾如此評論他們：「他們有良好的能力，但不識字，且迷信於牢固的傳統和習慣，但這傳統和習慣，此後六十年將發生很多變化，政府無需顧慮。」（九五17頁）

而荷蘭政府，也善知利用臺灣資源。1641年，從臺灣的收入，便足以應付所有陸上和海上開支。而海上開支除臺灣警備，各港路交通運輸外，甚至包括攔阻中國船，直接至馬尼拉通商，所需大小船的各種費用。扣除以上費用，尚餘有16,500古丁（約4千6百多兩）。

西元1571年，西班牙佔領菲律賓的呂宋島後，就一再想要謀取臺灣，以為東洋貿易霸權的建立，所以荷蘭人一佔領南臺灣。

1626年5月就以保護日本和呂宋島間的貿易為名，在瓦爾多思提督（Autonio Carenodo Valaes）的指揮下佔據基隆，在社寮島建築「聖救主城」（Ssn Salvodop）。

1629年7月，開始於淡水建築俗稱「紅毛城」的聖多明哥城（San Domingo），與聖救主城，三個地方互為犄角。

西班牙佔領北臺灣，主要著眼於對日、中的貿易保護，對臺灣領土，没有佔領野心，所以與荷蘭人不同的是，其對原住民的教化，完全出自宣教士的理想。

原來16世紀末、17世紀初，西班牙國王菲力普2世與3世在位時，皆以向異教地區傳天主教為神聖使命，民間亦尾隨此信念，以「我的宗教，我的祖國，我的國王。」為信條，進出於許多未開化地區，並視殉教為光榮。

正巧，日本16世紀末天主教初傳到日本，到17紀初即擁有70多萬名信徒，勢力浩大，危及當時的幕府政權，乃於1613年底頒佈「傳教士驅逐令」，開始大規模的迫害天主教徒。

當時，淡水八里坌一帶，原住民西那社（Senar），亦以兇狠剽悍著稱，1628年由於西班牙士兵八人在此遇害，於是西班牙起兵攻佔淡水時，西那社人悉數逃入關渡和北投山中，採游擊戰，不願就撫。

而愛神父又在此冒險的情況下，不採基隆西班牙守將的勸阻，毅然深入山區，撫慰西那社人，其愛心深得西那社人的敬佩，在其勸說下，悉數出山，遷回原社居住。

並建教堂「玫瑰聖母城」，聽說建堂完成之日，除由淡水西班牙指揮古士曼（Luis Ole Guzman），贈送軍中供奉的聖像至教堂外，當日正巧豪雨，他們背著十字架，跪爬入教堂安放，而西那社人在豪雨中分跪在教堂兩旁，由此可見其信教之虔，愛神父教化之深切。由於受此影響，整個關渡附近的原住民，悉數得以教化。

繼任者華愛士神父（Francisco Vaez）及西勉士修士（Audres Ximenez），也都是宣教偉人。華神父用心的調解，久有宿怨的西那社與北投社（北投），最後徵得兩社同意合好，於是傳教於兩社之間。

1633年，由於華神父深具愛心卻需於二社間奔波，不能全時間奉獻於西那社，因此，激起西那社人不能獨享的妒恨而興起殺害之意。

於是在華神父需離開西那社前往北投社時，熱情的款待後，於中途埋伏族人，以亂箭將之殺害。華神父死時至被發現，已歷時半個月，據說身中300多隻箭，可見西那人愛恨之深。

但1636年以後，情況就不同了。

西班牙到臺灣的主要目的是貿易，1624年西班牙在泰國與日本發生貿易摩擦並交戰，其間的貿易自然減少。

而與中國的貿易，也因控制閩、粵沿海一帶的鄭芝龍，發佈禁令，故中國船極少來臺，貿易額遽降，使得原本來臺的貿易目的不見，加上日本實施鎖國，傳教士到日本的希望破滅，到中國情況也是如此。

明鄭治台，統計從明永曆16年（1661）到永曆37年（1683）總計23年。鄭成功雖是海盜出身，但對明朝之盡忠卻是史所公認。

鄭成功原名森，字福松。天啟4年（1624）生於日本長崎附近的平戶。其父鄭芝龍福建南安人，原為海寇李旦部屬，與顏思齊為伍居住日本期間，娶日人田川氏為妻，後謀在日叛藩不成亡命海上。

天啟年間成為中國東南沿海最大海寇，受明朝招降，官拜守備加遊擊，又續剿滅李魁奇、鍾斌、劉香等海盜有功，崇禎17年（1644）封為南安伯。時值滿清入關攻入北京，明思宗自縊而死。

鄭成功抗清所以失敗，原因很多。部隊多海盜，殘酷成性。西班牙宣教士康貝斯（Padre Francisco Conbes）於1667年在《國姓爺之招諭呂宋》一文中如此批評他說：

「1644年，他年僅21歲，卻已開始獲得勢力，將人口眾多的中國沿岸各城鎮，悉以掠奪破壞。使他成為海上絕對霸主，在中國幾乎有『帖木耳』重來之稱呼。

但他殘忍已極，任一己之怒，所殺者逾三百萬人云云。他對眾人雖有殘忍行為，但他們卻都悉數服從他，並共同喜獲掠奪之利益。因其國民常受此最有力之佳餌所動，致盲目去冒其最大之危險。」（十一41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