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政隆的新台灣史

日本幕府於同治7年(1868)還政日本天皇，即蓄意求精推行「維新變法」，全力西化，國力漸強，一雪過去的軟弱也期冀躋入諸強行列，開始覬覦中國領土。同治10年(1871)假意與中國通好，派出伊達宗城到中國，以日本可為外援為由，「宜先通好，以冀同心協力」。取得平定太平天國以及黃河、淮水流域「捻」亂的李鴻章信任。簽下了中日第一個「中日修好條約」。

但日本對此約未能與列強「利益均沾」，且未有「領事裁判權」，故很不滿意。次年再派出外交部長副島種臣到中國談判，要求重新修改條約。但一面要求換約的日本，剛巧臺灣於同治10年(1871)琉球船因颱風被飄來臺，在屏東琅嶠一帶為牡丹社人殺害54人。

日本以此責問清庭，臺灣藩界是否亦為中國版圖，沒想到主持當時外交事務的總理衙門大臣毛昶熙，卻以「琉球係我屬國，其民被害不煩貴國，且臺灣生番地，政教不及，其殺人劫掠，與我國政府無關」回覆，予日本出師台灣的機會。

沈葆楨來台不久，就發現臺灣問題重重，他歸納當時弊端有班兵惰窳、蠹役盤踞、土匪橫恣、民俗慆淫、海陸防俱虛、械鬥紮厝迭見、學術不明、聲庠序以容豪猾，禁令不守、菸賭以為饔飧等10種（二二七4頁）。

是年沈葆楨上書，以「臺灣海外孤懸，七省以為門戶」地位重要，為求整治，他上書「移駐巡撫摺」，奏請福建巡撫常駐臺灣。同時為免未開化地舊事重演，主張「開山撫番」加緊建設臺灣。他更陳言：「化番為民，尤非漸漬優柔，不能渾然無間。」將平埔族漢化於無形為其用意。

臺灣地位確實重要，移請福建巡撫長駐臺灣實有諸多困難，最後達成「冬春駐臺」辦法。實施3年成效不彰，光緒3年（1878）福建巡撫丁日昌再陳建議，由閩浙總督和福建巡撫輪流赴臺，方才取消。

光緒3〜7年（1877〜1881）相繼有吳贊誠、夏獻綸、勒方奇等為福建巡撫來臺，但任期皆很短，吳、夏2人來臺不久即病死。而勒方奇就任後不久，光緒7年（1881）又恐日本人襲臺，故改派岑毓英來臺接替為福建巡撫。

他以劉璈為臺灣道，雖然岑毓英有眼光，以為臺灣府城偏於南部一隅不易顧及已漸開發的北部，主張移府道於彰化，建城於東大墩並建大甲溪橋，預備做為未來省會。可惜，他的看法因中法戰爭被中斷。後來他被奉調至雲南主持軍事，臺灣則由有戰功的劉銘傳主持，準備對抗法國人。

臺灣發生牡丹社事件後成為各國覬覦對象，光緒4年（1878）左宗棠平定新疆，但因俄國佔領伊犁，清朝派特使崇厚與之談判，卻簽署1份辱國喪權「返還伊犁條約」，消息傳來舉國譁然，反對該條約，迫使清廷毀約並令左宗棠備戰。

劉銘傳為繼沈葆楨、丁日昌之後，開始大舉建設臺灣者之一。在臺前後8年，鑑於中法戰爭，與閩浙總督楊昌濬認為有必要在臺澎建立南洋海軍。後因缺錢雖不能行，但起碼也需讓臺灣能夠自守。

故在光緒11年（1885）使駐臺30營兵全使用洋槍，並教戰洋法。在臺北設機械局自製槍炮，大機械所製彈藥，小機械所製子彈，另設軍械所以為彈藥之儲存。光緒12年（1886）並於澎湖、基隆、滬尾、安平、旗後等五處，借款設置砲臺，添購新砲，並購買31尊阿姆斯頓大砲及80具水雷。

並為統一戰時全臺通訊，光緒12年（1886）繼丁日昌後再架設臺南至基隆，臺南至澎湖，以及淡水至福州等水路電線，光緒13年（1887）在臺北設電報總局。且為培養通訊人才，成立電報學堂。次年又成立郵政總局，在臺設分站40多處，購小郵船2艘，分駛於臺灣各港及中國上海、福州等處。

劉銘傳建設臺灣，需餉極大，為籌餉，除取得楊昌濬，同意以「協餉」方式贊助外。他同時在臺廣開財源，辦理商務，及清理賦稅。辦理商務，他於光緒12年（1886）成立官辦硫磺廠，將硫磺加工轉售。並將糖、茶、米等原料轉售歐美買辦。

光緒13年（1887）成立官腦總局，實行樟腦專賣。又設商務局，招商買輪成立輪船公司。同時引進中國商人來臺經商，在臺北建立互易都市。對煤礦，則採用官商合辨方式進行開採。清理賦稅，他打破過去臺灣賦稅南北不合理現象。

南部稅賦多沿明鄭，稅則多重。而北部，多按同安下沙則例徵收，稅賦較輕。加上匿報故常不公。他以為雖以較低稅則徵收，但若能打破匿報，「徵數較鉅」裨益仍多。光緒12年（1886）於南北兩路，各設清賦總局，開始清丈士地，歷時兩年多，使稅賦從原徵額的18萬餘兩，增為67萬餘兩。

光緒19年（1891）原為布政使的邵友濂接任臺灣巡撫。在巨大負債下，閩浙總督楊昌濬又以「協餉」到期不願協助。邵友濂被迫借款完成臺北到新竹的鐵路，其餘新政被迫採取緊縮中止電報學堂、西學堂、番學堂也關閉伐木局、樟腦總局等。

事實清朝統治已近尾聲，雖說有劉銘傳建設，但沒有人才承續。譬如說，他在海防的建設，不久，即因中日甲午戰爭，清朝戰敗，割臺與日本，日本從基隆攻臺，幾乎不費力氣就攻抵臺北，可見當時海防建設的脆弱。

臺灣在清朝產生合格進士20多名（二三○207頁）。根據日本來台調查，據台之初總計有書房1千1百多所，學生1萬7千多人，每書房平均14人，以當時3百萬人口計算，就學率為0.57％，加上義塾和社學，總共不超過1％（二三○20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