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政隆的新台灣史

清朝治台目的為的是偏安海外，避免漢人海外聚眾，故有「護番」之舉。其目的決非全為平埔族著想。

這事可從乾隆16年（1751）承辦水沙連案的總兵李有用，為制敵機先，曾透過北路岸裏社通事林俊透、大甲社通事張達京等，邀來蛤仔蘭（宜蘭）、大雞籠（基隆）等生番土目16人到總兵衙門，表面說是犒賞，其實是示以兵威。

但卻遭到喀爾吉善當面訓斥，以生番為治台「外護」，不但「不可以加以招撫，亦斷不能令其與熟番漢民習熟。」嚴格要求臺灣鎮道，日後不准再做類似讓生番與熟番、漢人熟習的事。

對清朝而言，不管如何「熟番比漢人可靠」。乾隆11年（1746）喀爾吉善剛到任，就已發現漢化平埔族，因人口滋生，往外謀生，勢必與生番產生衝突，可以做為邊防利用，於是陳奏：「臺郡生番與平埔漢民不相融洽，是以漢奸不敢入山；而向例於秋深水涸嚴守要隘，以防焚殺。」（一八六85頁）

可見當時的漢人與平埔漢人，已不能分別之狀況，引進熟番兵防範生番，始終成為喀爾吉善的治台方針。

而對徵用熟番兵，起初朝廷仍有疑慮，直到乾隆19年（1754）臺灣邊界擴大，清兵捉襟見肘，主張「以番制漢」的喀爾吉善，即使發生了內凹庄事件，仍執意引進熟番兵，命令由阿束（彰化）、柴坑仔（彰化大竹）、大肚、貓霧捒（台中）等社，輪流把守台中彰化一帶生番邊界。並在該年12月下令：

可以說，乾隆時期是臺灣平埔族最受保護的一個時期，為防止流民越界，不僅多次增修界址，防止流民越界。

乾隆24年（1759）新任閩浙總督楊廷璋，就以喀爾吉善任內，所立界石混淆難以稽查，是導致爭田訴訟層出無窮主因，故在乾隆25年（1760）參酌官民各方意見重定界址，繪製臺灣新舊界址圖，這是當時清朝統治範圍（二六六176頁）。

他總結臺灣、鳳山、諸羅三縣邊界完整不用改定，而彰化縣與淡水廳則未曾劃清。因此指示除了明顯地形，像山丘、溪流、水圳等可為依憑，劃定永久性的界限外，對於缺乏明顯地形或有阻隔的連接處，則以人工挑挖深溝，以及堆築像牛背的土堆，稱為「土牛」（二六六附錄四）。但不管乾隆如何護番仍無法阻止流民越界。

清朝治台，表面上雖是「以番制漢」，制定許多有利平埔族政策，無奈執行者卻是閩人。這是清朝治台源於施琅建議：「臺灣駐防兵丁，俱用福建內地兵丁，如有兵出缺，不許將臺灣人補充。臺灣兵丁，照例3年1換，不許攜帶家屬。」

不只兵丁，官員也由福建派出，且規定「臺灣文武官員，亦不許帶家屬前往。」而漢人鄙視外族，尤其視臺灣「平埔族」非人，所以平埔族在漢人治理下，極為辛苦。

或許在當時，設法使不是人的「番」漢化，被視為德政。故意用苛政，促其漢化。雍正年間授命來臺，繪製臺灣地圖的耶穌教會，宣教師德麥拉（Padre de Mailla），曾目睹當地平埔族，飽受通事及當地官吏殘酷的治理，向當時福建總督反應，得到的回答竟是：

由於臺灣始治時，以「照舊」兩字，沿用明鄭時的田賦和番丁稅，使得臺灣平埔族人，不得不以隱田，或以流民身份存在，免除清初的重稅，及帶來生活上的傷害。因平埔族身份敏感，無法被不同平埔族認同，故有藉漢化掩飾，並提高其出外謀生的身份。

此種作為，起初臺灣人口壓力尚少時，對於外出流民的管理，清朝尚能有所作為，制定「以番制漢」政策來加以管理。及至乾隆50年（1785）時，清朝治理臺灣已過百年，對於流民及其衍生的後代，也成臺灣的多數。

加上乾隆的漢化政策，使得平埔族過剩人口，往外開拓的流民，因此都成為薙髪、漢姓的移民了。這種結果，當然會削減臺灣各地盤據，不同平埔族的勢力。透過流民北移，臺灣成為不同族群雜處的社會，這種社會在初期，當然會帶來番民間土地爭執問題。

臺灣人口雖說移民不多，多為「人口稠密」的平埔族，但經過康雍兩代，近60年的統治，人口繁衍者眾，其中多為人滿無田往外謀生者，為求方便故而漢化。加上「三禁」，部份偷渡客來臺。故發展到乾隆時期，臺灣轄區內土地已不敷使用，故常有越界偷墾，以及層出無窮的番民爭地問題發生。

這些不得已離開土地的平埔族人，清朝不但不憐其境，概以流民視之，並且對他們施行極為不公平「護番」政策。

在清治初期，流民人口很少，尚不構成治安威脅。然而到乾隆晚期，像林爽文事件，已繁衍成極多人口。這些人不但足以威脅清朝統治，且都漢化被誤以為是移民。乾隆53年（1788）來台平定林爽文之亂，郡王福康安就奏稱：

「噶瑪蘭」原名「蛤仔難」，嘉慶15年（1810）納入版圖，閩浙總督方維甸過台查後，向朝庭奏稱：「淡水玉山之後，地名為噶瑪蘭，係屬番語，因閩音不正，訛為蛤仔難始改名。（二四六177頁）

而清朝真正知道噶瑪蘭，則始自康熙年間，黃叔璥著《台海使槎錄》曾描寫當時情景：

「漳州把總朱文炳帶卒更戌，船在鹿耳門外，為風漂至南路山後，歷三晝夜至蛤仔難，船破登岸，番疑為寇，將殺之。社有何姓者，素與番交易，力為諭止，晚宿番社，番食以彘（鱉），朱以片臠（肉）餉番，輒避匿不食。

噶瑪蘭雖入版圖，但若從其管理，不難發現清朝傳位至嘉慶時，國勢已趨衰微。而朝清積弱原因，可從乾隆論起，乾隆在位時做了10件大事，那就是「兩平準噶爾，一定新疆，兩掃金川，一靖臺灣，一降緬甸，一收安南，兩降廓爾喀。（十五7頁）
。

其中尤以平定回疆更是艱苦，雖使中國版圖擴大但也耗盡國庫。加上晚年寵信權臣和珅和福康安，貪黷專橫，致使吏治敗壞，造成許多叛反。

臺灣流民之多，到道光就位時已成臺灣動亂根源。雖說清朝對臺統治，不斷因流民偷墾而擴大，為治理這些地方，也幾次移遷縣治。

嘉慶14年（1809），為深入治理台北地區，將淡水廳的新庄縣丞，遷駐艋舺（萬華）改名艋舺縣丞。又將彰化縣鹿港巡檢，北移駐大甲，改屬淡水廳治理。

嘉慶15年（1810）越過三貂嶺，將噶瑪蘭納入版圖，使臺灣治理擴及至後山宜蘭一帶。

所以清末的吏治極為敗壞，其中又以臺灣為最。長期在台剿亂，道光27年（1847）就任臺灣道的徐宗幹，就曾批評說：

「各省吏治之壞，至閩而極。閩中吏治之壞，至臺而極。然猶是民也，猶是官也，豈其無可治之民，無可用之官，而卒至束手無策者。一言以蔽之曰，窮而已矣。

搶擄之罪生死未定，尚在後日。號寒啼饑，目前別無恒產，流至海外，更無家可戀。不能坐守餓斃，只可挺而走險。是民以窮而不能治。聽之愈頑，殺之愈悍。」

臺灣有名的叛反，乾隆以前有康熙60年（1721）的朱一貴事件，其次則是雍正10年（1732）大甲西社番亂，趁機在鳳山舉事，立「大明得勝」旗幟的吳福生事件。因規模很小，起義一個多月就被剿滅。

再來就是乾隆33年（1768）岡山人黃教，聚集反清者百人的叛反事件。由於黃教善用山徑進行遊擊戰，使清兵疲於奔命，最後調動新港社番民，守住羅漢門（台南內門鄉），並在此設隘才得以平息。

最後則是發生於乾隆51年（1786）8月，臺灣史上最大的「林爽文事件」。台中大里杙人林爽文，因組天地會與人結拜。當時適逢斗六門（斗六）楊光勳兄弟二人爭產互鬥，官府查辦擄人，結果引來劫囚，並殺傷官兵後遁入大里杙。

清朝雖付出慘重代價，但也因此學會「以台制台」，也就是日後若有人叛反，則可用「義民」來對付反清的臺灣人。康熙60年（1721）臺灣朱一貴反清，藍鼎元發表「檄臺灣民人」中稱：

「有能糾集鄉壯殺賊來歸，即為義民」。

「義民」成為臺灣助清平亂者的總稱。乾隆55年（1790）臺灣府楊廷理在林爽文事件後，刻碑時也說：「用召壯士，大舉義旗，不3、4日，凡台屬泉、粵莊、番社之民感生義憤，輒以萬計，為製營帳，備器械，內外防禦，南北諸路又廣為招募，以為賊眾拒。

陸之一、臺灣民變-2-戴萬生事件

就在清朝忙著平定太平天國時，同治元年（1862）臺灣也發生戴萬生叛反的事件。原為彰化縣籍，北路協署稿書的戴萬生，不滿副將夏汝賢索賄，憤而辭職歸莊，立天地會，為清兵查察而起事，並得四塊厝林日成策反，不僅攻破彰化城，殺夏汝賢等官，甚至得到全臺響應。

為平息該事件，福建巡撫徐宗幹奏請，新竹紳士「布政使」林占梅為「全台團練大臣」。同治4年（1865）台澎道丁日健檄澎湖廳辦團練，設立「保定局」。同治13年（1874）臺灣設立「團練總局」，由道府授權本地士紳團練各莊勇丁，有亂時以資捍衛（六四5頁）。

臺灣人的械鬥，不只「官逼民反」，因官吏貪腐激起民怨產生反抗。近代學者研究，清代臺灣分類械鬥，大抵可分為五類，即島內因省籍不同械鬥，像泉、粵械鬥。

康熙60年（1721）閩籍朱一貴叛反時，與下淡水（高屏溪）粵籍杜君英相約起事，但因攻入府城後，杜縱部下擄掠婦女，引起衝突反目成仇，就成為閩粵分類械鬥的開始。

所以，不只平常就互相挑釁攻擊，尤其每次對方叛反時，另一方則以「義民」名義攻擊對方，成為屠殺的藉口。

清朝治台未以長治久安為計，故不重視臺灣教育。臺灣雖在始治之初，康熙24年（1685）根據當時1府3縣的行政區域，設有府縣學校，但人數極為有限。

像設於台南的府學，始設時招生20員，到同治增添到30員。其他縣學，臺灣縣招生15員，附設澎湖學生3員總計18員。至於諸羅和鳳山兩縣，則與臺灣縣一樣，各為15員。

這些學校隨著清朝治台疆域擴大也在增設，像雍正元年（1723）設立彰化縣學，招生8員，淡水附縣合考，增為15員。而淡水廳學，則於嘉慶22年（1817）始設，招生6員，內含噶瑪蘭生1員。也就是說，直到同治年間，除淡水和噶瑪蘭兩廳未設學校外，其餘皆已設校（一四六27頁）。

臺灣各地皆有舉人和進士，後來成為清朝對外誇耀臺灣教育成功所在。事實上，真正能代表臺灣教育卻是設於各番社的社學。康熙24年（1685），臺灣府學教師林謙光著《臺灣紀略》，說明當時臺灣教育情景：

「今道府設立社學，教誨番童，漸有彬彬文學之風矣。」當時為教化轄內平埔族，像新港、嘉溜灣、歐王（蕭蘢）、麻豆等明鄭統治下的四大社，因而設立了「社學」。

康熙33年（1694）臺灣道高拱乾著《臺灣府志》，以為這些社學都是康熙25年（1686）諸羅縣令樊維屏所設，當時有社學8所，其中4所在府城。對於社學，康熙36年（1697）郁永河著《裨海紀遊》說過：

道光年間認為平埔族都已漢化，不須再有社學，多令族人就近改入義學或私墊就學。而社學廢，義學興，便成為道光以後臺灣教育特色，不只南部幾為義學，就連較晚歸入版圖的台中、苖栗和新竹地區也紛開義學。

其中以岸裏社（台中神岡）最有名，他們不僅康熙56年（1717）在土官阿莫領導下，知道透過官方途徑，向當時諸羅知縣周鍾瑄申請開墾台中地區，且非常認真辦理義學。

咸豐年間，更禮聘寓居岸里社，廣東嘉應州人吳子光協辦「文英書院」，使岸裏社的義學冠絕全台，遠近馳名（二六六137頁）。

太平天國雖然失敗，但卻改變了清朝滿人統治的局勢。原來太平天國在咸豐3年（1853）佔領了南京，定都為「天京」後，馬上開始了西征和北伐。所謂西征，就是向西，征討曾被太平軍佔領，後來卻又陷入清兵手中的武漢3鎮，即是武漢、漢口和漢陽等地。

而北征就是派兵直搗天津和滿清的首都北京。北征初期雖順利，並進軍離北京僅240里處，造成全國震驚。但終因南軍不耐北方酷寒，加上後繼補給不力，功敗垂成，太平軍為清將僧格林沁所敗。

而西征軍雖已攻下了武漢3鎮，但南下湘潭時，卻遭遇了勁敵，即由曾國藩在湖南，所率領的團練湘軍。

事實上，滿清早已意識到光憑其力無法平定國內動亂，需借助湘軍，而湘軍得以平亂理由也因為「西化」。而湘軍中西化最徹底的，則是被曾國藩安排到安徽招募軍隊的李鴻章，又稱為淮軍。

因太平軍欲攻上海時，曾國藩派其為援故而與西方接觸，才了解淮軍素質的不齊，設備又落後。毅然決定全面仿效西制，不但趕製洋槍炮，甚至接受「常勝軍」協助訓練部隊。

使得淮軍成為全國最精銳的部隊，不僅平定太平天國，平定國內許多動亂。也成為後來湘軍模仿學習的對象。王闓著《湘軍志》曾說：「淮軍本仿湘軍以興，未1年盡改舊制，更效夷軍，後之湘軍，又更效之。」（十五4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