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政隆的新台灣史

可以說，乾隆時期是臺灣平埔族最受保護的一個時期，為防止流民越界，不僅多次增修界址，防止流民越界。

乾隆24年（1759）新任閩浙總督楊廷璋，就以喀爾吉善任內，所立界石混淆難以稽查，是導致爭田訴訟層出無窮主因，故在乾隆25年（1760）參酌官民各方意見重定界址，繪製臺灣新舊界址圖，這是當時清朝統治範圍（二六六176頁）。

他總結臺灣、鳳山、諸羅三縣邊界完整不用改定，而彰化縣與淡水廳則未曾劃清。因此指示除了明顯地形，像山丘、溪流、水圳等可為依憑，劃定永久性的界限外，對於缺乏明顯地形或有阻隔的連接處，則以人工挑挖深溝，以及堆築像牛背的土堆，稱為「土牛」（二六六附錄四）。但不管乾隆如何護番仍無法阻止流民越界。

乾隆24年（1759）不得不在彰化縣下增設南投縣丞。乾隆26年（1761）
臺灣縣新港巡檢北移，遷至斗六門改為斗六門巡檢。鳳山縣萬丹巡檢南下遷至阿里港（里港）改阿里港縣丞。

臺灣府轄區擴大，使得乾隆27年（1762）時可耕地也跟著擴大，達到6萬2千甲左右。其中臺灣縣1萬2千甲，鳳山縣1萬1千甲，諸羅縣1萬5千多甲，彰化縣1萬8千多甲，而淡水廳也高達幾近5千甲，則是當時的情景。

不只如此，乾隆31年（1766）主張護番的乾隆也應閩浙總督蘇昌要求，設置「南北二路理番同知」。蘇昌在建議文中稱：

「伏思廣東捌排猺人，與臺灣熟番無異，向設有理猺同知專管。今臺灣熟番戶口眾多，如廣東猺人，事同一例。應將淡水、彰化、諸羅1廳2縣所屬番社，設立理番同知一員。凡有民番交涉事件，悉歸該同知管理。」

至於管理內容，他說：「定例以後，奸棍豪強，購典番地者，概令清理歸番。如有牽手（妻子）番婦，占居番社棍徒，立即拏究逐出。不肖官吏，如有派累番社採買及需索供應等事，立即通詳請參。」

不只北部，對移民甚少的南部，蘇昌也建議由海防同知兼任。他奏稱：「其南路臺灣、鳳山兩縣，社番民甚少，應請海防同知兼管，換給臺灣府海防同知兼南路理番同知關防。」

他稱如能在臺灣南北兩路設置理番同知，則「熟番見主持有官，自必知所感激，安分守法。漢奸豪惡，亦無所施其技倆，海外數萬戶熟番，生計咸獲裕如，永為台郡禦侮藩離，邊疆自臻寧謚之效矣。」（九三  123頁）

乾隆的護番政策，雖說南部都已漢化，施行無什麼問題，可是在北部，尤其台北、淡水等地，熟番人口眾多地方，因疆域過遠，管理未免疏忽，常會繼續衍生番民爭地糾紛。

乾隆33年（1768）臺灣道張珽，為塞住北部番地流失管道，因此出示曉諭，對熟番招漢佃，田園免予陞科。他說：

「照得臺郡番地，原無徵稅之例，因漢人輾轉誘買典贌，續後查出歸番。淡水廳衛門未知，奉有明文，將番黎田園亦照民例報陞（科稅）。嗣因已經題陞（報稅）入額，難以請豁。

是以乾隆三十年間，議定章程，分別番黎自耕，免其陞科（科稅），如係漢人佃種，仍應照例令報陞，此亦耑指未斷（僅指尚未）還番者而言。今臺地番業，已奉奏明徹底清釐。凡漢人典贌侵佔田園，悉行還番管耕，內有該番不能自耕者，許令民人承佃，按甲納租，分給眾番口糧。……

此實皇仁憲德，有加無已之意。本道因念熟番『滋生日眾，謀生日蹙，幾難存活』，嚴督該府、廳、縣實力清查，凡被漢奸侵欺田園，悉斷還番管業。

但其中該番多有不能耕種者，給予原佃承種，照例每甲收租八石，每園收租四石，以之勻給口糧，未必能週，若飭令報陞輸供（納稅），目下徒有歸番之名，將來恐多追呼（看得到卻吃不到）之累，復請嗣後凡斷還番管之業，著民人向番承種納租者，概免報陞，以收恤實效。」（二六七221頁）

由張珽告示得知，乾隆中葉時的台北附近也是「熟番滋生日眾，謀生日蹙，幾難存活」。加上不斷北上而來的流民，在過剩人口壓力下，向東發展已成趨勢，北上流民以及台北地區過剩人口，已開始威脅到宜蘭的「噶瑪蘭」平原，這是當時的情景。

李政隆小檔案

李政隆原本是一位名建築師，曾任大學建築系教授，也曾榮獲教育部團體頒 發「木鐸獎」，且是深愛台灣的歷史學家，著有《新臺灣史》、《臺灣基督教史》。現任 基督教恩友中心執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