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清末的吏治極為敗壞，其中又以臺灣為最。長期在台剿亂，道光27年（1847）就任臺灣道的徐宗幹，就曾批評說：
「各省吏治之壞，至閩而極。閩中吏治之壞，至臺而極。然猶是民也，猶是官也，豈其無可治之民，無可用之官，而卒至束手無策者。一言以蔽之曰，窮而已矣。
搶擄之罪生死未定，尚在後日。號寒啼饑，目前別無恒產，流至海外，更無家可戀。不能坐守餓斃，只可挺而走險。是民以窮而不能治。聽之愈頑，殺之愈悍。」
臺灣人在清治下本就貧窮。不僅臺灣人口密度高，又無水利。福康安來台平定林爽文就宣稱：臺灣的「村莊戶口較之內地郡邑不啻數倍。」人口多土地又貧瘠，丁紹儀著《東瀛識略》也說：
「昔人所云：臺灣沙地遇雨沖瀉，熟田即變荒壤；且依山臨海，風大則鹼水湧入，必待鹼味去盡，數年方復；兼之土脈炎熱，不宜用肥，耕獲2、3年必荒棄兩歲，相替轉換，方克有秋。」（一四六18頁）
所以臺灣貧窮加上清初以「照舊」兩字，對臺灣人施行苛稅，更是雪上加霜，這是當時促成平埔族外出，成為流民原因。當時的貧窮，甚至臺灣始治時遺留的漢人，雖說賦稅較低，但生活困難也不例外。
故康熙46年（1707）大學士說：「內地人民在台者糧食缺少，既難以自存；卻歸故土又遠隔大洋，誠為可憫！」故有公務船要返航時，須協助載回的命令（一八四153頁）。
到了乾隆，生活更是困難，不僅人口密度高，無水利，雨季洪水成災，旱季又無水可用。在可耕地有限下，不得不出亡越界偷墾，嘉慶年間並侵墾至噶瑪蘭平原。
但這些後來被侵墾的番地，也從起初的富庶，不幾年間，因大量人口湧入，成為荒場。南部都已漢化，僅賸北部淡水一地。同治10年（1871）陳培桂著《淡水廳志》風俗考云：
「風俗之移也，10年一小變，20年一大變。淡水番黎較四邑為多。……今自大甲至雞籠，諸番生齒漸衰，村虛零落。其居處、飲食、衣飾、婚嫁、喪葬、器用之類，半從漢俗，即諳通番語者十不過二、三耳。誘而馴之，罔不（無不）遵禮義之化也。」（九三132頁）
臺灣貧窮加上吸食鴉片，鴉片傳入中國始自唐朝，初為治病並不為害。但明萬曆16年（1588）英國海軍打敗西班牙無敵艦隊後，前進印度並與當地法國勢力抗衡。
萬曆28年（1600）擊敗法國取得印度，並成立了東印度公司，開始有計劃的種鴉片銷售中國。而中國也深知鴉片為害，曾於雍正、乾隆和嘉慶時多次下令禁止，但效果不彰。
像嘉慶21年（1816）入口鴉片就有3210箱。而且逐年增加，到道光19年（1839）兩廣總督林則徐禁煙，中國發生鴉片戰爭時，輸入就已增至5萬箱了。
中國人吸食鴉片，臺灣當然也不例外，成為中國人甚至臺灣人，所以貧病的主要原因。貧病加上陋習，使臺灣治理到清朝末期成為不易。道光末年來台的丁紹儀對當時臺灣惡習，有如下描述。
他說：「臺灣物阜民殷，人多尚義，俗宜醇；乃有相沿陋習，如輕生、好鬥、信鬼、嗜博，牢不可破，致富者因之而貧，貧者因之而不肖。顧可因而不易（顧其因已不易了），弗思所以轉移之哉？（更不用說想將之轉移）……然有未易言者（然而也有以為不容易者）。
（像）設場誘賭，例禁綦嚴（極嚴）。莠民甘冒不諱者，大抵無田可耕，無藝能操，而又不慣作苦，捨而他圖，計惟（只好）為竊為匪而已。每有良（法）有司（關當局）禁毒愈力，盜風愈熾，正少一區處法（一劑處方）耳。至神道設教，所以警懾兇頑，俾知戒懼，亦足輔聖教所不及。
語以（卻反需勸之）宜敬宜遠，不宜篤信，雖士大夫猶將腹誹（以腹謗誹，未敢出言），況乎愚夫愚婦？勢必水旱疾疫，胥（廟棍）藉口於鬼神為厲。
且禁絕其祈禳、崇奉、迎賽，彼風其間以謀食者不知凡幾，一旦失其故業，又將何以處之？其視性命如鴻毛輕者，往往無業棍徒一、二人倡之，眾即從而效之和之，遂致如水橫決，不復可制。」（一四六37頁）
宗教本是勸人為善，使兇頑之徒知所警懾戒懼，不料在臺灣反成無業棍徒迷信詐財工具，這樣的禁絕都會引來叛反。臺灣已是「3年一小反，5年一大反。」的社會了
李政隆小檔案
李政隆原本是一位名建築師，曾任大學建築系教授，也曾榮獲教育部團體頒
發「木鐸獎」，且是深愛台灣的歷史學家，著有《新臺灣史》、《臺灣基督教史》。現任
基督教恩友中心執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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