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流民之多，到道光就位時已成臺灣動亂根源。雖說清朝對臺統治，不斷因流民偷墾而擴大，為治理這些地方，也幾次移遷縣治。
嘉慶14年（1809），為深入治理台北地區，將淡水廳的新庄縣丞，遷駐艋舺（萬華）改名艋舺縣丞。又將彰化縣鹿港巡檢，北移駐大甲，改屬淡水廳治理。
嘉慶15年（1810）越過三貂嶺，將噶瑪蘭納入版圖，使臺灣治理擴及至後山宜蘭一帶。
嘉慶17年（1812）設立噶瑪蘭通判，並在頭城及羅東兩地設立縣丞。道光15年（1835）並改嘉義縣斗六門巡檢為縣丞。疆域的擴大，當然帶來人口增加。
嘉慶16年（1811）根據《重修一統志》，各廳縣保甲門牌統計共有「男婦大小共1百78萬6833名，計22萬4646戶」。（一八八19頁）
這些人口到道光9年（1828）就已再繁衍，如姚瑩著《東槎紀略》埔里社紀略云：「漢人蕃衍丁口已250餘萬，而生熟番不及1/20，匪為貧削實亦丁衰。寡弱之形殆若有天數焉。」（九三163頁）
原來分佈各地的平埔族，因流民雜處甚至漢化僅賸不到1/20，最後臺灣成為漢人的天下了。而臺灣的吏治，跟著嘉慶財務的惡化也隨之惡化。事實上，清朝治台本就不是以吏治為目標，康熙曾說：
「臺灣屬海外地方，無甚關係；因從未嚮化，肆行騷擾，濱海居民迄無寧日，故興師進剿。即臺灣未順，亦不足為治道之缺。」
到了乾隆因征討回疆，以及寵臣和坤等弄權，國庫空虛。為籌經費，林爽文之亂，舉事者雖是小租戶，但卻沒收了番大租土地。嘉慶年間也修法，自編名目徵收餘租。
這些事極易造成臺灣動亂，但因清初國力強盛，叛反者仍疑懼。但到道光年間國力漸疲，臺灣開始有了動亂契機。其中影響最大的，就是吏治的敗壞和生活的貧窮。
臺灣官吏腐敗，始自「三年官二年滿」。由於任期短，本就不能有所作為，故來臺目地，除少數外多為謀財，「有錢判生，無錢判死。」丁紹儀著《東瀛識略》，就批評這個制度說：
「官不能有3年淹（滿），事甫舉行代者已至；即著有成效，後人且不以為是，盡反前政者有之。且多事不如省事，與其役心疲神、徒勞無益，曷若（不如）循分供職差足（搓足）自娛。吁！此台之循吏所以不易為，而亦不易覯（見）歟？」（一四六38頁）
所以如此，係清朝入關為策反反清思明人士重用讀書人，但並非尚節的讀書人，而是鼓勵叛節。《清朝通史》作者蕭一山，以為清朝所以統治中國長治久安，就因網羅了讀書人。他說：
「清以邊夷人主中國，鑒於元朝賤儒蔑漢，暴力統治之失策，故不以旗兵為壓迫之工具，而以政治為籠絡之方法。內閣六部，漢、滿大學士、尚書分庭抗禮，均為堂官。
各省督撫亦滿漢兼用，對於降將貳臣，受權胙土，示與若輩共有天下。使漢人有聯合為治之想，無亡國受制之虞，此政策獲得最大之成功。又針對華人之特性，把握社會之基層，一鬆一緊，時張時弛，寬嚴互濟，恩威兼施，深得兩重政策之運用。
士子入其彀中，黎民順其治理，是以剪明裔而殲義師者，皆降人也；博功名而爭效命者，皆讀書人也。士大夫為社會之領導階級，甘作鷹犬，供為驅策，八旗宗室可以垂拱而治矣。又說：
「清朝政治之成功，尚不僅對於一般人民心理感情之控制，尤其對於一般士大夫之牢籠與駕馭。因為中國社會組織之基層，乃讀書作官之士大夫，而非農工商賈之勞苦群眾也。
清廷於此頗費經營，凡明朝官吏投降者各與升級，殉難者予謚立廟；建言罷諸臣，及山林隱逸懷才抱德者，縉紳士大夫清望所歸者，皆徵辟錄用，使不因國亡而失其職業，自可相安於無事。順治2年開科取士，一切依明制度，使一般讀書人有進身之階，即不患無用武之地矣。
至少數特殊人物，非科舉所能誘惑，則詔舉博學鴻儒，選以特科，賜之出身。若其再有博學鴻儒，所不能網羅者，則宏開史館，設法延攬，使之纂修明史，以寄託其孤臣亡國之痛。」（六四11頁）
清朝獎勵叛節使讀書人因此墮落，讀書僅為升官發財，因循苟且，使滿清的吏治到了清末尤其敗壞。梁啟超就曾嚴勵的批評當時讀書人，說：
「吾國讀書界之現象，最奇者有二，一曰無所謂卒不卒業也。二曰藉令卒業，而不知所學作何用也？潦倒者，則八股八韻，風檐矮屋，磨至頭童齒豁之年。其騰達者，則誇耀妻妾，武斷鄉曲，以為維桑與梓之蠧。
謂其導民以知識耶？吾見讀書多而國日愚。謂其海民以道德耶？吾見讀書多而俗日偷也。四體不動，五穀不分，偷懦憚事，無廉恥而嗜飲食，讀書人實一種『寄生蟲』也。」（六四14頁）
李政隆小檔案
李政隆原本是一位名建築師，曾任大學建築系教授，也曾榮獲教育部團體頒
發「木鐸獎」，且是深愛台灣的歷史學家，著有《新臺灣史》、《臺灣基督教史》。現任
基督教恩友中心執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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