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幕府於同治7年(1868)還政日本天皇，即蓄意求精推行「維新變法」，全力西化，國力漸強，一雪過去的軟弱也期冀躋入諸強行列，開始覬覦中國領土。同治10年(1871)假意與中國通好，派出伊達宗城到中國，以日本可為外援為由，「宜先通好，以冀同心協力」。取得平定太平天國以及黃河、淮水流域「捻」亂的李鴻章信任。簽下了中日第一個「中日修好條約」。
但日本對此約未能與列強「利益均沾」，且未有「領事裁判權」，故很不滿意。次年再派出外交部長副島種臣到中國談判，要求重新修改條約。但一面要求換約的日本，剛巧臺灣於同治10年(1871)琉球船因颱風被飄來臺，在屏東琅嶠一帶為牡丹社人殺害54人。
日本以此責問清庭，臺灣藩界是否亦為中國版圖，沒想到主持當時外交事務的總理衙門大臣毛昶熙，卻以「琉球係我屬國，其民被害不煩貴國，且臺灣生番地，政教不及，其殺人劫掠，與我國政府無關」回覆，予日本出師台灣的機會。
同治11年(1872)，日本不僅藉此將一向對中國朝貢的琉球屬國，以琉球早就隸屬薩摩藩為由併入版圖。同時同治13年（1874）以此作為征臺藉口，在內務大臣大久保利通主導下，設置「臺灣都督府」。且任命在日本極負盛名西鄉隆盛的弟弟，陸軍中將西鄉從道為「臺灣事務都督」，並成立準備攻台的「臺灣番地事務局」。
這件侵略臺灣的事，並取得美國駐廈門領事李仙得（Le Gendre）附議，並以臺灣番地危險，「幸望日軍永遠駐紮該地，俾使全世界得其利益，並應公告全世界，臺灣土人之地為日本帝國之領土。」對前來臺灣侵略一事，加以祝賀。
為使出師有名，日本出兵前又再次電詢英國公使威妥瑪（Thomas Francis Wade）代詢中國以為見證。想不到臺灣地位重要，此電詢引起各國注意，不只英美反對，俄、義、西班牙等國也相繼反對，因此詰問日本政府，使得日本侵臺的國際形勢丕變。
但西鄉從道一意孤行，以「朝令夕改，無法執行」為由，同治14年（1875）毅然率兵三千六百人來臺，從屏東社寮澳登陸攻下風港、石門等地，並準備在龜山紮營以為久居。
清朝除透過外交與日本交涉，一面調來劉銘傳部隊準備與之作戰，就在雙方準備兵戎相見時，不料駐紮在台的日軍水土不服，瘟疫流行，死亡逾五百多人。不得已遂於8月，由日本公使大久保利通與清朝協議，由英使調解，最後清廷賠償難民十萬兩和日本在臺損失四十萬兩，共五十萬兩了事，此即所謂的「牡丹社事件」。
由於清廷在牡丹社事件表現孺弱，不久後，清光緒2年（1876）西班牙即仿效日本，稱13年前西班牙船也曾於臺灣海峽遇風遭劫，並要求賠償西銀1萬8千元，清廷以顧及西班牙屬地巴西華工安全為由，應允其勒索。
臺灣發生「牡丹社事件」，清廷緊急調派湘軍來臺防守，沈葆楨於同治13年（1874）4月臨危授命，為欽差辦理臺灣等處，海防兼理各國事務大臣。
沈葆楨，字幼舟，福建候官人，太平天國之役，以守城有功而聞名。太平天國後，任官江西巡撫。以政績及才能，為當時負責西北軍務的左宗棠賞識，推薦為船務大臣，督辦福州船務局。兩次來臺視察，調兵協防才知臺灣的重要。
李政隆小檔案
李政隆原本是一位名建築師，曾任大學建築系教授，也曾榮獲教育部團體頒
發「木鐸獎」，且是深愛台灣的歷史學家，著有《新臺灣史》、《臺灣基督教史》。現任
基督教恩友中心執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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