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渡來臺的困難，可從藍鼎元上書黃玉圃的文章得知。雍正元年（1723）平定朱一貴有功的福建水師提督藍廷珍，因覬覦彰化附近貓霧捒（台中）熟番土地欲盜墾。
由其弟藍鼎元出面向黃玉圃陳情，力陳開闢臺地的重要，以誇大「臺地1年耕，可餘7年食」。倡言開闢臺灣可富沿海諸省。若不開臺，反會引來偷渡。對於康熙採取嚴禁的偷渡政策，他以「厲禁」作詩批評說：
「纍纍何者為？西來偷渡人。銀鐺雜貫索，一隊一酸辛。嗟汝為饑驅，謂茲原隰畇。舟子任無咎，拮拮買要津；寧知是偷渡，登岸禍及身？可恨在舟子，殛死不足云。
汝道經鷺島，稽察司馬門。司馬有印照，一紙為良民。汝愚乃至斯，我欲淚沾巾。哀哉此厲禁，犯者仍頻頻。奸徒畏盤詰，持照竟莫嗔。茲法果息奸，雖冤亦宜勤。如其或未必，寧施法外情。」（二五八下564頁）
為使偷渡合法化，他更主張取消商船出入臺灣掛驗做法（二七七上57頁）。雍正2年（1724）為使盜墾番地合法，他在《與臺廈道吳昌祚論治臺灣事宜書》更大膽陳述彰化霸佔番田的正當性，他說：
「臺（灣）北（部）彰化縣，地多荒蕪，宜令民開墾為田勿致閒曠。前此皆以番地禁民侵耕，今已設縣治，無仍拋荒之理。若云番地則全臺皆取之番，欲還不勝還也。宜先出示令土番自行墾闢，限1年之內盡成田園，不墾者聽民墾耕，照依部例即為業主。或令民貼番納餉，易地開墾，亦兩便之道也。」（二七七上61頁）
由於藍氏兄弟行為及所述事，皆違反清朝治臺「以番制漢」方針，當然不被准許。在無計可施，偷渡又困難下，藍廷珍於是用「兵船」偷渡，但立刻為人查獲。分別為閩浙總督高其倬、署理總督宜兆態、福建巡撫毛文銓、以及臺灣同知王佐梅等，多位官員參奏舉發。
但雍正念及藍廷珍平朱一貴有功，不念其惡僅御批：「聞藍廷珍之操守甚為不足，爾善為勸戒，將朕可惜之處告之，欽此。」（二一二88頁）
全臺最高武官的福建水師提督，用兵船偷渡猶是如此困難，何況一般偷渡，在清初「厲禁」政策下，真正來臺者應該更少。所以臺灣早期居民，主要仍以平埔族為主。
這些平埔族從有史以前，就已在臺江口私自與移民貿易。及至臺灣歸入清朝，直到康熙、雍正時，其間平埔族與移民接觸都已超過百年，尤其南部三縣諸多漢化。明鄭扺抗清兵，還有清初康熙平定吞霄社亂，雍正平定大肚西社，也多徵調他們。
這種現象使得後來許多官員，都誤以為是移民。施琅初抵臺灣，就曾以「以有限之船，渡無限之民，非閱數年，難以報竣。」來形容當時臺灣移民人口的茂盛。等到真正搬遷，才發覺並非如此，移民稀少，不到1年就已搬遷過半。臺灣真正漢人只有「1,6820人」，其中尚包括有「有唐山公，無唐山嬤。」的後代。
不只如此，臺灣卻在三禁政策下反而出現大量的流民，越界開拓北斗門以北番地，使得清朝不得不三令五申禁止，甚至康熙40年（1701）下令專責取締。康熙57年（1718）覺羅滿保奏文：「凡往來臺灣之人，必令地方官給照，方許渡載；單身遊民、無照者，不許偷渡。」
雍正5年（1727），戶部又議覆奏文：「舊例：閩粵人民往臺墾種者，所有妻眷，一概不許攜帶；只許隻身在臺，而全家仍住本籍。」
而當時臺灣依傳統耕作方式，早已人滿為患。平埔族人口壓力，開始成為臺灣社會動盪的要因，雍正8年（1730）5月福建水師提督南澳總兵許良彬，因此上奏請求於平埔族社內設立巡檢司，他奏稱：
「竊臺灣處閩東服，為全閩海表藩籬，與內地七省水道相通；南北延袤2千餘里（每里576公尺）。其番社新舊歸化戶口不下2、3萬社，每社男婦老幼多至1、2百人，少亦不下數十人；隔越數里方有一社，地方遼闊最易藏姦。向無專設授職之土方董理鈐制；雖分屬四邑，然縣令但司催科，然不過問之管事，其餘悉莫稽察以致番民往往生事。
……臣按雲貴川廣土府有世襲之土司，今臺灣既入版圖，久設漢官，固無庸議及改土設流，而社多番稠，必於彼處按其社之聯絡處所，或數十社分設一土巡檢司，使鈐束教導、稽察防閑，俾已附之番咸知聖朝教澤，未附之番，然感奮招徠。至於巡檢職守，令擇大社中才幹篤厚之酋長為之，給與號紙與以頂帶，如雲貴土司之例；各守其地，管轄各社酋長。一應番民行止，惟巡檢是責。」（二一二81頁）
這個奏摺，雍正雖硃批：「悉與督、撫商酌妥協，和應具題。」
後來不了了之。但此奏摺所指番社新舊歸化戶不下2、3萬社，仍只針對當時清朝管轄有限的範圍而言，全臺勢必更多。可知當時平埔族的人口壓力，也成為後來漢化移民間的問題所在。
第一次搬眷
由於社多番稠，原有土地不敷使用開始外出謀生，起先以流民方式在外流浪，乾隆9年（1744）以後，開始集合更多人的群體移居。這些在外的流民不只與日繼增，且操閩粵語，使浙閩總督高其倬以為係閩粵移民。因而憐憫其等人，雍正10年（1732）奏請准臺灣人民搬眷：
「查得臺灣府所屬四縣之中，臺灣一縣皆係老本住臺之人，原有妻眷；其諸羅、鳳山、彰化三縣皆新住之民，全無妻子，此種之人，不但心無繫戀敢於為非，且聚2、30或3、40人，同搭屋藔共居一室。
農田之時，尚有耕耘之事，及田收之後頗有所得，任意花費又終日無事，惟有相聚賭飲。飲酣、輸，遂至共謀竊劫。若令各有妻子，則內外有分不至雜沓紛紜，且各顧養贍妻子，則賭飲花費之事自減；各顧保守家室則搶奪剽竊之志自消，實為形格勢禁之要務。」（二一二143頁）
因而奏請「有墾種之田滿1甲，並有屋廬者即行給照。」或「佃田之中，有佃田滿一甲，住臺經五年，而業主又肯具狀保，係誠實不多事人」可給照來臺。而雍正則硃批：
「或將移眷之戶，限以定數，不許過額，爾以為然否？朕意生意日蕃，墾田漸廣，年歲久遠之後，其利與害亦不可不熟計深籌也」。
從雍正的回答，可見當時臺灣人口實已擁擠，如准搬眷來臺，勢將造成臺灣人口不勝負擔，這個道理，連在深宮的雍正也知道，才會下此硃批。
雍正11年（1733）福建總督郝玉麟，平定大甲西等社亂，奏陳將其地給有功的粵語移民耕作，其奏曰：
「臺地粵省流寓客民何止十餘萬。內約計除無妻室者一半外，其有妻室者亦以一半計之。每人一妻一子約共已增十餘萬丁口矣。若不肯出許搬眷口，則奸民必有乘機攜帶親族人等之弊。臣等悉心斟酌計，在臺客民止（只）許搬取內地妻子以繫其身心，其餘概不許攜帶。」
在康熙和雍正的嚴禁政策下，為何流民仍多。事實上，這些流民即是平埔族漢化的結果，並非真正移民。試想，設若當時偷渡如此容易，流民之多有禁幾乎無禁，將其妻兒接渡來臺何其容易，何必再奏文請准搬遷。而且官禁粵民來臺，如有禁等於無禁，那也不會有閩人先來臺，而粵人後來之別。
何況當時搬眷來臺，私渡較官渡為快，無手續之繁費用亦省，何須官方批准（一八八16頁）。由此可知，所謂的移民實為流民。否則不會如雍正5年（1727）藍鼎元在〈經理臺灣〉奏陳：
「臺灣一府總計，惟中路臺邑所屬有夫妻子女之人民，北部諸羅、彰化、淡水、雞籠山，後1千餘里，通共婦女不及數百人，南路鳳山、新園、琅琅以下4、5百里，婦女亦不及數百人。」
這種現象，以漢民族深根蒂固「不孝有三，無後為大」觀念，其重子嗣祭拜甚於生命，是不可能輕易孤老，客死他鄉而不回中國。況且，若果這些流民全為移民，以中國堅強的家庭觀念，也會拼命工作，有錢就匯回家，很少會像高其倬所說：
「頗有所得，任意花費，又終日無事，惟有相聚賭飲，飲酣、輸，遂至共謀竊劫。」之事發生。可見，當時居住臺灣甘願過此孤老無依，且揮霍度日的生活，理由無他，因彼等係流民，無眷可搬，且無潛回中國之理。
郝玉麟的奏陳，由於清朝嚴採「以番制漢」政策，當然不會批准撥番地給移民。但從文中，我們隱約知道當時流民人數已有十數萬人。這些人數，若再對照康熙61年（1722）當時金門總兵黃英泰反對兵部建議，將臺灣總兵移駐澎湖。他向朝廷奏陳：「茲臺灣南北延2千餘里，村莊番社閭井戶口不下百餘萬，叢山森林最易奸，非總兵不足以資彈壓。」
要求駐地臺灣（四五卷二28頁）。其中說到，臺灣島內人口不下百餘萬。而流民已佔很高比例，雖然清朝在雍正10年（1732）到乾隆5年（1740），以及乾隆11年（1746）到13年（1748）居於憐憫，二次開放讓有產業在臺移民搬眷，可是搬眷來臺人數不多，總計給照前後達19年，來臺大小男女才「2萬餘人」。
第二次搬眷
搬眷來台人數過少，原有流民問題仍在，乾隆25年（1760）福建巡撫吳士功奏陳，請再准臺民搬遷眷來臺：「居其地者均係閩粵二省濱海州縣民。從前俱於春時往耕秋成回籍，隻身去來習以為常。迨後海禁漸嚴，一歸不能復往。其立業在臺灣者，既不能棄其田園又不能搬其眷屬，另娶番女，恐茲擾害。」（二六七67頁）又批准一次。
事實上，此次來臺者僅「40餘戶」，很多人甚至「請照還籍」，楊廷璋於乾隆26年（1761）9月向朝庭報告有關移民，其奏文如下：
「伏思臺灣從前地廣土肥，物產饒益，是以雍正10年及乾隆11年兩次開禁請照搬眷者甚多。今則邊界既不容私墾，而台地生齒日繁，民人無可希冀。即在台立業之人，尚多請照回籍。是以開禁以來，請照過台僅止40餘戶。其中查係漳、泉民人在臺灣大小衙門充當書辦衙役者居多。」（二六七216頁）
由於來臺者不多，又多請照回籍，故僅實施1年即禁止。直到乾隆53年（1788）全臺大多漢化，禁止搬眷毫無意義故而解禁。但三禁全面廢止，則遲至光緒元年（1875年）才實施。
事實上，康熙年間來台不多原因，臺灣早已人滿為患，一遇荒災即民無以為生。康熙46年（1705）還諭旨給大學士等曰：
「福建內地之民，住居臺灣者甚多，此來洊罹災祲，米穀不登，在土著之人猶可採捕為生。內地人民在台者糧食缺少，既難以自存；卻歸故土又遠隔大洋，誠為可憫！著行文該地方官察明實情，復歸本地者，或遇兵丁換班之船、或遇公務奉公之船，令其附載，帶回原籍。」（一八四 153頁）
另外移民也有比臺灣更好的去處，除緬甸、雲南外。事實上，康熙23年（1684）自從臺灣納入版圖後，工部侍郎金世鑑奏請，閩省可照山東等處現行之例，聽任百姓海上捕魚、貿易經商；經過議政大臣議准後，就可公開出海與南洋貿易。
直到康熙56年（1717）滿清政府發現，從臺灣轉至南洋者眾，且涉及走私米糧等不法，《廈門誌》記載說：「後因臺灣愚民私聚呂宋、噶喇吧地方盜米出洋、透露消息、偷賣船料諸弊，康熙五十六年禁止南洋貿易。於是在該年發佈對南洋的禁令。」（二七一 177頁）
雍正5年（1727）總督高其倬奏開南洋，議准允行，廈門始有販洋之船。但不管如何，以移民眼光言，與其在嚴刑下冒險偷渡，來回滿清統治的臺灣，冒著隨時遣返危機，還不如光明正大直奔南洋，這是康熙時期來台移民不多的原因。
由此觀之，康熙時臺灣人口已不在少數，誠如康熙50年（1711）臺灣知府周元文報告：「自數10年以來，土著之生齒日繁，閩粵之梯航日眾，綜稽簿籍，每歲以十數萬計。
在三禁政策下閩粵梯航日眾，但可綜稽簿籍，即能合法來台者人數雖增多，誠如福建巡撫吳士功云，多屬短暫給照來回開墾，以及從事貿易等米糧買賣者居多，故有十多萬。
臺灣人口增加，主要仍以土著生齒日繁為多。而臺灣的人口，就在乾隆25年（1760）第3次准許搬眷來臺的前5年，乾隆20年（1755）曾做一次人口統計，臺灣人口約一百萬人。這些人口到嘉慶16年（1811）全臺戶口統計是2百萬3千人。到了光緒13年（1887）臺灣建省，人口已達3百零2萬人。
李政隆小檔案
李政隆原本是一位名建築師，曾任大學建築系教授，也曾榮獲教育部團體頒
發「木鐸獎」，且是深愛台灣的歷史學家，著有《新臺灣史》、《臺灣基督教史》。現任
基督教恩友中心執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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