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7年（1978）大陸開放後，使得臺灣與香港的貿易額，突然暴增。當時國貿局長蕭萬長研判，應屬轉口大陸的貿易居多。由於當時臺灣堅持反共，任何與大陸接觸都可被羅織「匪諜」罪名，判處重刑，何況是嚴重的「資匪」。故為保護臺灣廠商，於是利用被蔣經國召見機會，力陳香港「轉口貿易」的重要。
此事為蔣經國認同，經過國家安全局研究後，在 74年（1985），由行政院頒佈「轉口貿易三原則」，認同香港的「轉口」地位。由於臺灣與大陸的轉口貿易日增，73年（1984）中英達成協議，決定在 86年（1997）使香港返歸大陸。惟恐香港回歸大陸後，將對臺灣轉口貿易產生影響。
且世界各國對香港回歸後，能否維持原有經濟繁榮和民主，深有疑慮。許多對共產黨無法信任的金融企業，紛紛遷出香港。使得臺灣認為可利用此機會，吸納這些企業，取代香港國際金融地位。於是在 84年（1995）開始推動「亞太營運中心」計劃。
所謂的「亞太營運中心」。換言之，就是擬在高雄，設立如香港般，可讓國際金融自由出入的「境外金融中心」。臺灣原屬國內金融市場，如欲同時做為境外金融中心，除應有各種通訊、交通以及建築等軟硬體等齊全的設施外。在傳統金融法下，也須另立與之不同的法律。
不受外匯管制、有優惠的甚或免稅的租稅制度，以及免提存款準備金及保險的法規。重要的，還要有「民主法治」，以及公正的「司法制度」，尊重私有財產等可保障資金的安全。亦即在臺灣傳統金融法外，另成立「境外金融特別法」，以協助境外金融在臺的安全。
然而這些看似簡單，卻非剛脫離獨裁，法治不足，示威不斷，仍舊蹣跚走路的臺灣可成就的。何況整個亞洲，除日本外，還有新加坡有比臺灣更好的競爭條件。
越戰期間，因亞洲貿易量大增，美國希望在亞洲成立區域性美元市場，以便有效運用此地因貿易帶來過剩的美元。
因此期望在東京、香港和新加坡等選擇一地做為營運中心。但後來因香港不願對海外通貨交易，免除利息所得稅。而日本也不願放棄外匯管制，只有新加坡接受。
57年（1968）新加坡應美國要求，在財政部底下設立亞洲通貨部門。其經營的業務，除自由接受外國人的外幣存款外，也可貸款給區域外的個人或公司。沒想到此部門設立後，全世界著名銀行，也紛紛仿效在新加坡設立亞洲通貨部門。
這些銀行不只為新加坡帶來大批美元存款，到 72年（1983）這些銀行總計已達153家。（二一九148頁）因此緣故，雖說臺灣有設置「亞太營運中心」計劃，但礙於現實，在民主制度未健全，且司法仍籠罩在威權餘孽下，最後仍無疾而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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