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政隆的新台灣史

日本對台建設，可說在兒玉總督時期奠下基礎。明治31年（1898）後藤新平就任民政長官時，臺灣因每年須耗費600萬圓而飽受批評，當時日本國會並有人倡導，以1億圓售予法國。不料，後藤新平來台就提出6千萬圓建設臺灣的建議，使當時首相山縣有朋以為他發瘋了。

但這後來被減為4千萬圓的投資，使臺灣得以有資金設立「臺灣事業公債法」，並在明治32年（1899）9月成立臺灣銀行，開始建設臺灣。有了銀行，臺灣不僅可發行貨幣，控制臺灣工商業。更使後藤新平得以在台推行各種近代化事業。且可利用人民的儲蓄，達到財政獨立的目的。此外，更可吸收游資放貸給工商業，達到促進臺灣工商業發展的目的。

臺灣銀行尤其後來對米、糖的融資，更是促使臺灣農業發展的重要力量。事實上，後藤新平為改善日本統治初期，臺灣財政赤字的努力是有目共睹的。首先他為擴大臺灣耕地及稅收，開始從事基礎事業的調查與建設，諸如從事土地及林野調查。從事臺灣海港建築與鐵路建設。

設立金融機構，務使臺灣財務能夠自立。其中最重要的，是改變過去臺灣資源被歐美攏斷的買辦制度。像糖、茶、樟腦等，後藤新平就直接勸說日商來台投資，在臺灣加工或成立商市直接買賣。例如明治30年（1897）在台北成立的茶市，取消廈門的中間剝削。

明治31年（1898），鼓勵日本三井物產株式會社來台投資糖業。直接經營砂糖加工，使臺灣擁有舉世聞名的製糖事業。明治41年（1907）為防止英德商人賤賣樟腦，使臺灣樟腦事業受害，於是實施樟腦專賣，並將專賣權利委託給三井物產，使樟腦成為獨佔事業（七十203頁）。

同時也為全面掌控臺灣的財政，不落入臺灣人手中。在大正元年（1912）2月，由總督府公佈《府令第16號》，規定「本島人、清國人或只有本島人和清國人參加設立的團體，其商號不得使用『會社』的名字，違者罰款200圓。」

換言之，臺灣人不得自行設立公司，都需要有日本人參與方可。使得原本臺灣人可自主設立的公司因此減少，都被吸納到日本資本去了。若比較公佈此令前1年的臺灣會社，雖由58社成長至96社。

但以臺灣資本成立的合資會社，其資本卻減少1倍。這是日本有計劃拼吞本土企業的證據（二二44頁）。這種不平等法令，直到大正12年（1923）田健次郎總督在台實施同化政策，將日本施行的「民法」在台實施，臺灣人單獨設立公司方獲允許。

而對於生產米、糖的耕地，日本雖說在明治37年（1904）已完成平地的土地調查，並收購大租權，開始為增加生產量作更細的土地劃分。該年並為防止土地兼併，施行地租改正等加重地主的負擔。

事實上，日治時期對於全島山林、人口、土地等的調查，則遲至大正3年（1914）方才陸續完成。適巧，就在大正3年（1914），歐洲發生第1次世界大戰，因砂糖主要生產國德、奧處於戰火旋渦中，故砂糖價格高漲。日本人趁火打劫，為獲巨利，於是設法開始在台收購土地生產甘庶。

臺灣在第1次大戰期間，因能捉緊機會帶來經濟上的繁榮。然而卻也因此帶來土地價格狂漲。事實上臺灣土地的漲價，起始於明治38年（1905）。

該年日本公佈實施「日本勸業法」（實業計劃法），並因應此計劃成立日本勸業銀行，該銀行可依日本政府公佈的《臺灣土地公佈規則》，來台辦理土地長期貸款。

雖然當時日本勸業銀行在台並無分行，直到昭和7年（1932）才在台北、新竹、台中、台南、高雄等地設立分行。但早期的臺灣業務皆委託臺灣銀行代理，使得當時臺灣土地價格，在第1次世界大戰賺取大量外匯的繁榮背景下，成倍數的成長。

總計從大正3年（1914）到大正8年（1919），4年間土地價格漲價2.5倍。為了抑制狂漲的土地價格，鼓勵將多餘的財富投資工商業。

大正8年（1919）總督府不得不頒佈《地租規則改正》，將地租收益全面提高40％。但為避免提高土地租稅引來抗爭，隔年8月，再修改臺灣所得稅令，減低企業的個人所得稅以收民心。

臺灣早期農業可說是以米、糖為主的生產時期。臺灣米在未改良前，因品質粗糙且生產有限，除做為主要米糧外，對日本帶來的經濟效益不大。倒是臺灣糖業發展，在據台前，日本所需的糖80％即從臺灣進口。但當時生產的量不僅有限，製糖方式亦甚落伍，直到日本來台方獲得改善。

明治33年（1900）日本三井財閥來台，設立「臺灣製糖株式會社」，臺灣開始有第1家新式糖場。而主張以國家力量，扶持日本資本主義以開發臺灣的新渡戶稻造，也在明治34年（1901）接受後藤新平的推薦來台，這位岩手縣出身的新局長，也是目前日幣5,000元的面額人物，來台當年就以「武士道」一書聞名於世。

該年9月就任殖產局長便提出《糖業改良意見書》，就以「確保原料，改良甘蔗品種，改良栽種方法，建立水利灌溉設施，保護市場，以及資金補助。」等做為改善臺灣糖業的意見。

同時為改良過去臺灣甘蔗莖細糖少的缺失，他走遍世界各地，不但提供先進的製糖技術，也由爪哇引進新品種甘蔗。使得蔗糖產量，由明治37年（1904）每甲2,100公斤，成長到明治44年（1910）的3,200斤，甚至不停的改良。

到大正年間，臺灣糖不只能滿足全日本的需求，甚且可以外銷。到昭和年代，甚至能生產到200噸左右，產能增加60倍，成爲稻米改良後可以相提並論的美談（二三○203頁）。

就在佐久間總督因年老退休，長野縣信州人的安東貞美，在大正4年（1915）接任為第6任臺灣總督。這位在明治31年（1898）曾來台擔任守備，後來又調任朝鮮軍司令，直到佐久間退休來台接任的總督。可惜他就任總督不久，就發生震驚日本的西來庵事件。

事實上，就在西來庵事件的前1年，大正3年（1914）恰巧有日本民主鬥士板垣退助來台並組織臺灣「同化會」，開始現代化且有組織的政治運動。而同化會成立的目的，就是主張臺灣人應同化於日本，享有與日本人平等的權利。這個運動雖說符合當時日本政策，但卻被認為會損及在台日人的利益。

因此總督府不僅下令解散同化會，而且依「治安維持法」，把在日本擁有極高聲譽的板垣退助趕出臺灣（八八128頁）。板垣退助的離台，表面上看似「臺灣同化會」的失敗，然而卻反掀起臺灣「臺灣同化會」的熱潮。

為維護在台日本人利益的總督府，雖命令臺灣同化會解散。但礙於板垣退助的國內聲望，怕引起日本國內有心人質疑。因此為證明臺灣猶是個叛亂地區，不適於同化。恰巧，臺灣這時發生了轟動日本，且被有意擴大的「西來庵事件」。

大正4年（1915）8月，台南市道觀西來庵董事余清芳，以聖神仙佛名義，結合「食菜人」羅俊、江定等人，成立「大明慈悲國」宣告獨立，並煽動信徒籌措軍餉，準備謀反。不料事蹟敗露，倉促起事攻擊甲仙埔及焦吧哖（玉井）等地派出所，殺死吉田警部補以下18人，即所謂的「西來庵事件」。

臺灣在日本統治下，尤其是大正年間，已到了急需工業化的門檻。因為工業化需要用電，故需建設日月潭水力發電。像主持這樣大建設的人，需要在日本國內有雄厚的政治實力才行。

因此，在寺內正毅內閣中號稱實力派的明石元二郎，便繼安東貞美總督之後，在大正7年（1918）被推薦來台。這位原就抱著必死志氣來台的總督，雖然只有年餘，就因經常奔走在日台間，最後病死日本，卻仍遺命，將其骨灰運送來台。

而配合明石總督來台施政的民政（總務）長官則是下村宏，二次大戰前這位在日本曾官拜至國務大臣兼情報局總裁，於戰敗後卻能不顧危險，在軍部攔阻下仍把日本天皇宣佈投降的「玉音放送」出去，使舉國皆知日本已投降事實，避免造成海內外更多抵抗和傷亡，因此名噪一時為人稱讚。

他在台時期，尤其在田健次郎總督任內，則是具體將原敬首相主張的「同化」政策，實行出來的一位官員。站在臺灣人尊嚴，他廢止了小學教員帶劍的規定。同時將明治37年（1904）無視臺灣人人格，實施的「罰金及笞刑處分例」，將判刑3個月以下，可以笞刑代替的司法命令予以禁止。

此外，下村更推翻後藤時代「臺灣人不需要高等教育」的政策，設立了專門招收臺灣人的高等專門學校（七七120頁），興建台北高等商業學校。再者為改革司法將2審制改為3審制。

嘉南大圳係由日本石川縣出生的八田與一規劃完成的。他從東京大學土木科畢業後，就來台參與濱野彌四郎在台南的上下水道工程，以及桃園大圳的設計。大正3年（1914）以28歲年齡升任為技師。

因受當時土木局長山形要介賞識，為培養未來接班人才，而授命八田技師去調查臺灣水庫和電力的建設。不久後，八田與一就向山形局長提出建設可灌溉15萬公頃農田的嘉南大圳計劃。

這計劃遠遠超出山形的想像，成為當時的懷疑，即使是當時的日本甚至國外，至今猶無建設如此宏偉的水庫，被聘請來台的美國土木權威賈土臣也提出類似的懷疑。但相信他的山形局長仍提出計劃，最後經過總督府激烈的爭辯，在下村長官的堅持下，獨排眾議決定興建。

臺灣嘉南平原原本十分貧瘠，可耕地常因冬季乾旱無水可耕，即使夏季有雨，卻因佔有臺灣80％的山地，山勢陡峭，雨季時急洩而下的河川，除造成的洪水泛濫外，更因無集水庫瞬而流失，使大安溪以南的嘉南平原成為「看天田」，無論人民多努力耕作，猶無法脫離貧困，而嘉南大圳的建設，猶如救星般，使得嘉南平原最後成為富沃的良田，甚至有臺灣「米倉」之稱。

完成於昭和5年（1930）的烏山頭水庫，堰長1,273公尺，高56公尺，堰寬底部30公尺，頂部9公尺。其可灌溉的水路總長1萬6千多公里，為萬里長城的六倍，總工程費花費日弊5348萬圓。成為當時建設的一大壯舉，也是日本向外誇耀的一大技術成就。

就在臺灣剛要開始工業建設之際，大正3年（1914）歐洲暴發第1次世界大戰。日本經濟得到史無前例的發展，除了貿易，光是軍火藥收益就達14億圓。大戰中由於船舶不足，造就了日本的航業和造船業。

統計當時光是售予英美的船就有184艘，日本因此成為世界三強之一（一四八263頁）。但富有的日本也僅3、4年光景，大正6年（1917）歐洲的戰爭，就因德國宣佈「無限制的潛艇襲擊中立國船隻」，打擊不參戰，卻以物質援助英法的美國船隻，逼使美國加入協約國，成為協約國快速獲勝的關鍵。

表面上看來，日本產品趁著大戰期間，開始大量傾銷東亞及中國殖民地。情勢似乎對日本經濟有利，但只是表面上的情景。事實上，日本已因過度商業生產，造成日本農村過剩人口湧向都市。加上過度實施資本主義，整個社會不但貧富懸殊，且勞工在飽受壓榨下，使得日本本身成為足以發展社會運動的國家。

而日本生產的農產品原本不足，加上外銷需要，農產品價格暴漲，米穀更是供不應求。

大正7年（1918），寺正內毅組閣期間，日本為了加入列強，臨時出兵西伯利亞圍堵布爾什維克行列。而發生米穀不足，全國無糧農民，搶奪米的「米騷動」事件。這個問題後來幸賴臺灣及朝鮮米的援助，才使問題未繼續擴大。也使得臺灣及朝鮮，從大正9年（1920）起，就被迫大量種植稻米，以供日本需要。

更不幸的，戰後的經濟危機，也開始席捲整個歐洲帶來金融風暴。像英國原以為戰勝而沒收了大批的德國船隻，卻反而擊垮了本國的造船業。此種情形，在歐洲國家比比皆是，歐洲的經濟因此蒙受重大打擊。

尤其是過去的海外市場，在戰爭中也被陸續被美日商品取代了。可說從大正6年（1917）年起，歐洲在戰後還來不及復原，就已淪入經濟不景氣，以及失業的恐怖當中。

歐洲的過度資本主義興起，加上大量失業人口，使得共產思想與社會運動因而抬頭，到處發生大型的罷工事件和示威遊行。民主浪潮，加上歐洲經濟不景氣，逼使英國不得不在昭和6年（1931）成立「大英國協」，讓加拿大和澳洲等屬國獨立，成為仍以英國女皇為元首的國家。同時放棄英鎊，而以美元取代做為全世界的貨幣。

歐洲經濟不景氣，不只為害英法意等戰勝國。對戰敗的德奧等國，受害更是慘重。除負擔戰爭賠款外，更失去原有屬地原料的提供，工廠停工，人民生活哀號遍野。為拯救百姓，無計可施的德國政府開始大量印制鈔票，結果更帶來巨大的傷害。

大正12年（1923）6月，原可兌換100萬馬克的1塊美金，不到10月，成為可兌換2兆5千億馬克。在此背景下，加上共產黨火上加油，使得完全失去社會秩序的德國，人民盼望回復過去帝國時的繁榮。這些都是促使德國有再度發展成為獨裁國家的社會基礎。

臺灣文官總督，從大正8年（1919）第八任的田健治郎總督，到昭和11年（1936）第16任的中川健藏總督卸任為止，共歷 9任17年。

原來日本從明治天皇親政以來都是軍人組閣。但因「尊王」不「攘夷」，全盤西化的結果，使得日本民智漸開。雖說日本在第1次世界大戰後，躋身於世界3強。但因土地、資源有限，在人口成長爆炸壓力下，人民生活仍是十分困難。加上過度施行資本主義，不僅造成社會嚴重的貧富懸殊，也造成社會大量的失業。

尤其在日本米糧供應不足下，武人當政，不斷的對外戰爭，更是民不聊生。於是文人組閣，便成為日本當時國民的心聲。不巧，寺內正毅組閣期間，又發生了震驚全國的「米騷動」事件。那是日本全國缺糧，卻還受列強邀請出兵西伯利亞，因受不了饑餓，發生大量農民搶米的事件。

寺內內閣為此負責，只得辭職。日本軍方在輿論的壓力下，不得不讓原敬為首的政友會取得政權。而臺灣也是在此背景下，田健治郎成為臺灣首任的文人總督。

田健總督一上台，為顯示文官治理特質，不僅將行政長官易名為總務長官。且將原本由其兼任的臺灣軍區司令職務，交還天皇，在台另設置軍司令部。並將每年編制約7千人的日本部隊，其在台所有的軍需費用，全由日本政府負擔，這對促進臺灣的建設有正面意義。

日本統治臺灣，其中最被詬病的則是臺灣的教育問題。臺灣教育，在清末除部份私塾，就是義學，但其量仍難與人口數相比。何況願就學的人亦極少，使得日本領台之初，全島幾乎有95％以上的人口為文盲。

故為全面教育臺灣下一代，明治28年（1895）就在台北創設「芝山巖學堂」，主要係配合地方行政需要，以教導日語為主的臨時性學堂。次年，再以國家事業，在全台各地設置「國語學校」，訓練本地人當通譯或公家之差役。並設有15所「國語傳習所」，開始對臺灣人施行以日語為主的小學教育。

這個「國語傳習所」，直到後藤新平來台，總計就有52所。明治32年（1899）為配合後藤長官在全台各地設置學校政策，全部改名為「公學校」，為臺灣人提供六年的小學教育，而日本小孩因語言程度不同，另設立「小學校」，供其就讀。

而「國語學校」，則是為配合日本人來台建設而有的學校，因此可分為師範部、國語部及實業部等3部份。師範部為培養「公學校」師資的學校；國語部則為教授日語而有的普通中學；實業部則為配合日本在台建設，像農業、電信及鐵路等技術指導而設的學校。

日本早期所設的這個實業部，雖於明治39年（1906）停止招生。但該部在明治32年（1899）以招收臺灣人為主的的臺灣總督府醫學院，卻成為大正8年（1919）以前，臺灣最高等的學府。

雖說田健總督的作為，促使臺灣成為日本國土的延伸，遭遇許多困難，但在他任內仍有一件值得樂道的事，即是成立「臺灣總督府醫學專門學校」與「台北帝國大學」。

臺灣有醫學教育，可說是源於基督教。滿清同治4年（1865）英國長老教會差派馬雅各醫師（Dr.James.L.Maswell）來台宣教，在台南開設醫館，開啟了西醫治病之門。

緊接著加拿大長老教會馬偕叡理牧師（Rev.George LeslieMackay），也來到北臺灣。光緒6年（1880），在台北設立馬偕醫院，隔2年，又成立「牛津學堂」，開始教授醫學（七五68頁）。

但這些都非屬正式的醫學教育，臺灣正式的西醫教育，可說是成立於乃木總督任內，明治30年（1897）4月成立的臺灣醫院的附屬醫學講習所。到兒玉總督時期，後藤新平將之改名為臺灣總督府醫學校。

這個學校創立之初，後藤新平即由日本請來曾在臺灣出版第1本《臺灣醫學雜誌》的山口秀高出任校長。學校初創之始，學費都是公費，後來才改成自費。

這種嚮往尤以大正3年（1914）板垣退助來台成為高潮。板垣退助為四國土佐人，明治維新建國功臣，過去曾參與征韓論，失敗後辭官組織政黨。

明治31年（1898）與大隈重信共同組閣，主張臺灣人須同化成日本人，並應設置民選議員，成為臺灣人歡迎。林獻堂特別邀請來臺（一四八67頁），藉機發起「臺灣同化會」，邀請他為總裁，主張臺灣應同化於日本，享受和日人同等權利。

也就是說要使臺灣同化於日本，就要廢除使臺灣成為殖民地的「六三法案」。

此法於明治29年（1896）3月，以法律第63號制定。當時因應臺灣抗日，日本議會授權總督府「立法」，就臺灣統治需要有行政、司法及立法權，但以3年為限。無奈大權在握的總督府從此不願放棄，一再藉故展期。

臺灣同化會雖解散，已使人深知「六三法案」為害甚鉅。後來在同情臺灣人權的日人伊藤政重律師及久我懋正兩人鼓吹下，臺灣開始「廢除六三法案」運動。

這次運動使得臺灣總督府不得不驅逐伊藤政重2人，對參與的臺人施壓（二一86頁），逼使林獻堂等人不得不出走到總督府無法管轄的日本發展。
大正8年（1919）由林獻堂、蔡惠如發起，聯合林呈錄、蔡式穀、鄭松筠、羅萬俥、黃呈聰、吳三連、劉明朝等二百多位留學生，在東京富土見町教會成立「啟發會」，林獻堂自任會長。

林獻堂為林朝棟堂弟，台中霧峰人，時任台中廳參事，清治時與板橋林家並列臺灣兩大地主。明治43年（1910）因緣結識中國梁啟超告之臺灣受異族統治：

「政治受差別、經濟受搾取、法律又不平等。最可痛者，尤無過於愚民教育，處境如斯，不知如何而可。」

過去臺灣推動「廢除六三法案」，主張臺灣適用日本法時，總督府皆以臺灣獨特性為由，在日本議會反對（二一133頁）。

大正7年（1918）公告《違警令》開始迫害參與運動者。所謂違警包括無固定居所、亂丟垃圾、流言虛報、戶外政治演講、教唆妨害安寧、妨害他人自由，隨地吐痰、沒掃公廁等無所不包。

將要求臺灣民主運動的戶外政治演說與亂丟垃圾、隨地吐痰、甚至不掃公廁者同列，成爲可隨時捕捉對象。為求反制，林獻堂等人不得不採釜底抽薪，跳過「廢除六三法案」，直接要求實施地方「自治」。

即主張法律應由日本議會制定，屬於臺灣的獨特性，應由居住臺灣所有人，包括在台日人、華人、台人及原住民共同組成「臺灣議會」制定，否定總督府在台制定法律權利。

林呈祿提出的主張獲得新民會同意，卻因新民會純屬研究機構，為落實運動主張，委由也是新民會員陳炘、吳三連、彭華英、黃朝琴等人在日本成立「東京臺灣青年會」負責推動。

為壓制臺灣人「自治」的政治要求，臺灣總督府皆以強制解散各地因應「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而成立的「臺灣議會期成同盟會」。

尤其是西來庵事件中造成眾多冤獄的行政長官內田嘉吉，就任臺灣總督後，就在大正12年（1923）12月，引進該年1月才在日本實施的「治安警察法」，鎮壓並檢舉文化協會與議會設置運動的有關人士。

該年12月，在毫無預警下，將請願成立「臺灣議會期成同盟會」的相關幹部，包括蔣渭水、蔡惠如、蔡培火、林呈祿、石煥長、陳逢源、林幼春、王敏川等共49位幹部逮捕。

蔣渭水等18人，分別被判監禁四個月不等徒刑，使得當時臺灣民主人士，在內田總督統治下，又經歴了一次猶如「西來庵事件」時的白色恐怖。

因當時日本總督逮捕的理由，係引用日本實施的「治安警察法」，故稱為「治警事件」。

就在臺灣發生「治警事件」時，日本卻在該年發生經濟損失慘重的關東大地震。雖說日本在第1世界大戰，曾因歐美各國忙於戰爭，無暇顧及東亞市場，趁機 賺取不少財富。但大戰後，因戰爭賠償處理不當，使戰勝國卻因沒收大量產品，致使國內生產過剩，產生大量失業勞工。

而戰敗國也因賠償過鉅，導致人民生活困 難。在此情況下，歐美各國紛紛採取自救辦法，一方面提高關稅，採取保護政策，同時與殖民地聯結起來，成為不與外面貿易往來的「區塊」。

另一方面，則反過頭來，搶攻其在亞洲的原有市場。使得日本因應戰時需要，擴大的投資因缺少市場，而產生泡沫化現象。不只造成社會上大量的失業人口。整個社會也開始脫序。現在又發生關東大地震，使得原本不振的經濟雪上加霜。

受到臺灣文化協會影響，農村的知識逐漸改變。事實上，自從殖民主義興起後，有人將列強爭奪的產物，譬如 19世紀爭奪「棉花」稱為「棉花時期」，繼而則爭奪「樟腦」與「蔗糖」的時期。第1次大戰後轉而爭奪「煤油」等能源。日本治台時期，正巧是糖業爭奪最興盛 時期，故對臺灣糖業發展，便成為日本治台的重心之一。

不幸的是，製糖需要土地種植甘蔗。從平埔族漢化的臺灣人，因逃避明清重稅，多以「隱田」藏匿，故對擁有土地者都以「業者」相稱，不稱「地主」，蓋使政府無法向「地主」課稅。清朝劉銘傳為增稅收，實施土地「清丈賦課」引起反抗，原因即在此。所以對明治 31年（1898）實施的「臺灣土地調查」，臺灣人也做如是想，許多「隱田」因而落入日本政府手裏。

尤其明治 36年（1903）完成的「臺灣土地調查事業」，大正 3年（1914）完成的「臺灣林野調查事業」，更是沒收了許多無登記的私有地，皆改稱為國有地。但這些國有地事實都已開墾，只是在清朝治台時，為躲賦稅而未領丈單，故使日本政府有理由，以濫墾、濫耕名義予以沒收（七八26頁）。

就在臺灣蔗農為他們的生存抗爭時，不料，大正 13年（1924）伊澤總督又讓退任的日本官員，以「無照」名義佔有已有佃農耕作的土地。被沒收土地的農民，在謀生無門下唯有訴之抗爭。

無獨有偶，大正 14年（1925）「臺灣官有林野整理事業」發表，使得昭和 2年（1927）被徵收林地的農民也加入抗爭。這些抗爭，根據統計直到昭和 3年（1928），全台共計2萬2千多戶，8萬多農民。此外，根據總督府報告，尚有9萬多人亦準備參加抗爭（七八28頁）。

而當時在台日本人，統計昭和元年（1926）共有15萬人，佔當時全台人口不 到4％，卻擁有可耕地10萬3千多甲，約佔全台可耕地8.1％（二一  567頁）。這些統計，尚不包括被日本政府沒收大批的「無照」公有土地，可見當時臺灣農民缺乏耕地的嚴重。

雖說「二林事件」使蔗農組合遭遇挫折，但也使臺 灣農民的抗爭有了學習機會。大正 14年（1925）就由於農民團結，使得原本要收回耕地，做為自營農場的新興製糖會社，及陳中和物產株式會社因此不得不放棄收回耕地。

昭和元年（1926），伊澤喜多郎引發日人退官佔地事件後。臺灣土地爭 議不斷，而且層級又多涉及日本高官。使得當時領導農民組合抗爭的簡吉、趙港等人，覺得有必要聯合日本國內的農民運動共同抗議。

遂決定與來台協助「二林事 件」官司，日本勞動農民黨的麻生久、布施辰治等人合作，並以「臺灣議會請願運動」方式，向日本帝國議會請願。簡吉，高雄縣人，台南師範學校畢業後在鳳山公 學校擔任教職。因發生日本退官佔田不公義事，因而參與組織「鳳山農民組合」。

同時協助「大甲農民組合」，對抗退官佔田事件，而結識當時領導「大甲農民組 合」的台中縣人趙港，成為知己。二人從此獻身臺灣農民運動，成為早期臺灣農民運動的代表領袖。

可惜的是，對於剛萌芽的臺灣農民組合，剛好遇到世界潮流，不只蘇俄，大部份的歐洲，甚至日本和中國都一窩蜂走向共產主義運動。所以當弱小的臺灣農民組合， 面對強權的日本退官佔田事件時。在束手無策下，認為有必要結合與共產黨有關，日本勞動農民組合來壯大聲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