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時也為全面掌控臺灣的財政，不落入臺灣人手中。在大正元年（1912）2月，由總督府公佈《府令第16號》，規定「本島人、清國人或只有本島人和清國人參加設立的團體，其商號不得使用『會社』的名字，違者罰款200圓。」
換言之，臺灣人不得自行設立公司，都需要有日本人參與方可。使得原本臺灣人可自主設立的公司因此減少，都被吸納到日本資本去了。若比較公佈此令前1年的臺灣會社，雖由58社成長至96社。
但以臺灣資本成立的合資會社，其資本卻減少1倍。這是日本有計劃拼吞本土企業的證據（二二44頁）。這種不平等法令，直到大正12年（1923）田健次郎總督在台實施同化政策，將日本施行的「民法」在台實施，臺灣人單獨設立公司方獲允許。
而對於生產米、糖的耕地，日本雖說在明治37年（1904）已完成平地的土地調查，並收購大租權，開始為增加生產量作更細的土地劃分。該年並為防止土地兼併，施行地租改正等加重地主的負擔。
事實上，日治時期對於全島山林、人口、土地等的調查，則遲至大正3年（1914）方才陸續完成。適巧，就在大正3年（1914），歐洲發生第1次世界大戰，因砂糖主要生產國德、奧處於戰火旋渦中，故砂糖價格高漲。日本人趁火打劫，為獲巨利，於是設法開始在台收購土地生產甘庶。
同時利用歐戰，歐美無暇顧及東南亞市場機會，在當時行政長官下村宏的主導下，成立「南洋協會」，將日本商品大量輸入亞洲。並為因應南洋的橡膠和馬尼拉的麻價格大漲，日本透過鈴木和三井等企業，開始在香港和新加坡等地，建立進軍南洋的貿易據點。
大正8年（1919）3月，並鼓勵臺灣商人板橋林本源家族的後代，林熊徵與華僑郭春秧合組「華南銀行」，開始與南洋貿易。可以說由於日本政府的努力，與南洋的貿易從大正元年（1912）的100萬元成長到大正9年（1920）的1,800萬元，增加了18倍，其中尤以爪哇島的貿易成長最大（二三330頁）。
李政隆小檔案
李政隆原本是一位名建築師，曾任大學建築系教授，也曾榮獲教育部團體頒 發「木鐸獎」，且是深愛台灣的歷史學家，著有《新臺灣史》、《臺灣基督教史》。現任 基督教恩友中心執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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