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解嚴後，國人開始習慣於每年選舉。每次選舉喧擾完沒多久，街頭又傳來下一個選舉聲。86年（1997）台北發生林肯大郡倒塌二十三人死亡事件的「溫妮颱風」。隔年桃園也發生震驚海內外，中外共二百零二人死亡，華航大園墜機的空難事件。
當年還有「芭斯比颱風」造成汐止嚴重水患。雖然基督教以「上帝愛世人」，因為我們都是「上帝的兒女」，彼此不應分貧賤富貴，故要「愛人如己」。
從清朝同治 4年（1865）開始，就有英國長老教會馬雅各（Dr. James Maxwell）、甘為霖（Rev. William Campbell）、巴克禮（Dr. Thomas Barelay）等傳教士，將基督教傳入南臺灣。
北部則在同治 10年（1871） 由加拿大長老教會傳教士馬偕（Rev. George Leslie Mackay）傳入北臺灣。兩地傳教士雖來自不同國家，但到臺灣就以臺灣救難為己事，陸續在台南、高雄、彰化、台北等地，設立醫院、育幼院和孤兒院，到處 的救濟貧寒。
然而，基督教終因信仰人口不多，經費有限。以至於隨時代轉移，救濟工作有逐漸式微趨勢。
在總統大選競爭逐漸激烈下，忽然發生使臺灣受重創的九二一地震。表面上不分黨派，所有的選舉活動全部停止，全力從事救災。然而，能否有效救災，救災能力，成為另一場新的競選。
可惜的是，就在國人悲傷的當兒，宋楚瑜和陳水扁，雖都組織或發表了救災的意見，但因缺資源，只能口說實惠不多。
而且所有的動員和言論，也唯恐越份，在國難的傷口撒鹽，反成反感，僅能戰戰驚驚。唯有掌握救災資源的連戰，可以政府官員身份，深入災區，藉此造勢，甚至配合選戰，大舉推薦自己。
可惜，連戰卻錯過此機會，像處理一般救災公務般，僅在開始時因常露臉報告災情，稍有拉高民調。等到 10月16日雲林縣長補選日開始，藉由雲林選舉造勢，所有總統的選舉機器啟動，馬上又恢復到以前，互相攻訐的競爭局面了。
不過「九二一地震」後，卻發生了一件可能改變選舉的事。那就是在國人盡力救援下，許多總統候選人為顯示愛心，紛紛解囊相助。不料，因捐的錢少，藉此顯示廉潔的宋楚瑜，竟對外宣稱，他窮到連母親家中的廁所門壞了，也沒有錢去修護。故僅能捐出微薄救濟金，博得社會一片喝采。
若不是國民黨分裂及黑金政治。還有臺灣人對改革盼望的殷切，否則光靠陳水扁的政見像「老人年金」、「青年創業基金」、「年青人首次購屋貸款，利息百分之三」。還有「改革與安定並重」、以及「安定賺大錢」等口號，都不足以吸引臺灣人的信任。
尤其九二一地震救災毫無資源的民進黨，也只能以喊口號代替行動，使得陳水扁民調，始終陷於低潮。不料，該年 11月底黃信介病逝於台大。這位享年七十一歲，台北市大龍峒人，有「永遠的歐吉桑」之稱的民進黨大老， 50年（1961）以三十二歲當選台北市議員起，就獻身於臺灣民主運動。58年（1969）以黨外身份當選「終身」立委的增補選選舉。後因美麗島事件身繫囹圄，被取消立法委員資格。
釋放後，經過陳水扁等黨外立委爭取並要求釋憲，使他在 80年（1991）又恢復「終身」立法委員資格。但為響應民間「老賊下台」運動僅復職四十分鐘，在立法院發表「請與我一同告別舊時代」後，辭去立委職位，藉此呼籲老法統一同引退。
81年（1992）因民進黨在花東選戰鮮少勝利，為使民進黨勢力跨進花東，他以黨主席身份「元帥東征」親自角逐花蓮立委選舉。結果爆發了震驚全國的國民黨作票事件，使他從落選最後變成當選。像這樣一位為人敬重的民主鬥士，雖令人欽佩，但人老難免一死，原是正常的事。可是到了選戰，卻勾引人想起黃信介當年的美麗島事件。而當時的宋楚瑜，則是曾經發表打壓言論的新聞局長。
被稱為「臺灣之子」的陳水扁， 39年（1950）出生臺南縣官田鄉，家境清寒，原就讀臺大商學系，後來受黃信介立委選舉時政見發表影響重考法律系。大三時考上高考，成為開業律師。畢業後不久即娶台南縣麻豆人吳淑珍為妻。
68年（1979）底爆發「美麗島事件」，在張德銘的邀請下成為黃信介的辯護律師，與謝長廷、蘇貞昌等人開始涉入政治，70年（1981）當選臺北市議員。不久因《蓬萊島》雜誌社舉發馮滬祥升等教授論文翻譯抄襲，雖在指證歷歷下，反倒使擔任該社長的陳水扁，因此被判處有期徒刑一年。
決定以不上訴抗議司法不公，準備坐牢的陳水扁，辭去臺北市議員後， 74年（1985）9月接受黨外共同推薦，參選臺南縣長，結果卻付出慘痛代價。由於競選激烈，颳起「阿扁旋風」，使國民黨心悸。在大家預期應可當選的前夕，其岳母首先接到恐嚇信，宣稱「要讓阿扁家庭殘缺，有喪妻之痛。」不料二日後，果然發生鐵牛車衝撞吳淑珍事件。
原本只被撞倒的吳淑珍，卻因鐵牛車故意倒檔，再輾一次。使吳淑珍差點付出生命，勉強救回，但因此終身殘廢坐在輪椅上。（一一五 72頁）
事實上，促成臺灣陳水扁當選總統，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即是中國動武的威嚇。
89年（2000） 3月 15日臺灣總統大選三日前，中國總理朱鎔基召開記者會，企圖用強烈手段干涉臺灣選舉，他以「誰要是搞台獨，誰就沒有好下場！」恐嚇臺灣人，並以「後悔莫及」嚇唬民進黨，企圖影響選情。
但適得其反，與 85年（1996）臺灣總統大選一樣，恐嚇李登輝沒想到無效，反促成臺灣人空前大團結，使李登輝高票當選。而2000年大選亦復如此，反使陳水扁民調選情立刻攀升，而朱鎔基也因此被美國華盛頓郵報戲稱，指其手法類似義大利黑手黨的「柯里昂」。（三二○82頁）
結果臺灣總統大選該晚，中國共產黨看到臺灣選情不利，緊急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臺灣的新局勢以及北京的對策，對於有人主張攻打臺灣一事，中國總理朱鎔基在會上，一反過去的說法，表示說：「有人說現在應該打臺灣，教訓臺灣。要打，首先打爛的是中國經濟。」（三二○80頁）
美國國防部也完成一份《中國人民解放軍廿一世紀的戰略作戰：太空及戰區飛彈發展》分析報告，指出中國對台作戰觀念，企圖以飛彈發動大規模的先制攻 擊，再配合空襲和特種作戰，以掌握「制海、制空和資訊戰」。其中有些分析家以為，若果中國到廿一世紀有此能力，那在45分鐘內，取得台海制空權是可能的。 （三二○ 75頁）
這個報告到 89年（2000） 2月 3日美國中央情報局長譚納特（George Tenet）在國會聽證會上又表示：「中國目前仍欠缺成功犯台所需的海、空運輸能力」。
而國防情報署長威爾遜也作證說：「在 2015年以前，中國傳統武力的現代化，將使他們對臺灣的軍事威脅更為可信，不過可能仍缺乏對台發動大模兩棲攻擊的能力」。（三二○ 93頁）為了反擊美國說法， 2月 24日中國軍方又發表，有能力在十天內拿下臺灣，且在台海戰爭初期，中國將出動一千架飛機襲台的說法。
但這說法又被中國空軍研究權威，美國駐中國空軍助理 武官否認，以為這種說法不切實際。他說：「即使中國可在海峽對岸佈署一千多架飛機，但是中國卻沒有能力讓這些飛機同時升空作戰，而每次僅能讓四至八架飛機 升空，再多就無法控制了。」至於海軍攻台能力，美國全球安全研究中心麥克尼則指出，「中國海軍的戰鬥力，比起日本和臺灣目前還『差得很遠』。」（三二○ 94頁）
民進黨執政大體說來，乏善可陳，其原因有二，一是民進黨未曾執政，沒有累積的執政經驗，也沒有執政的人才。由於民進黨的組成，原是反對國民黨而組合 的政黨，這些反對的人，包括很多台獨、中統、政治犯、國民黨受害者、以及國民黨淘汰、甚至無法取得利益而叛逃者。這些人，在兩蔣獨裁時，必須因反對而集 合，才能形成一個抗衡的力量。
故組黨前，表面上對抗國民黨的壓迫，似乎團結一致，但卻是各有各的想法和盤算。所以組黨後，就開始為鞏固自己權力鬥爭不已， 同時，也各自在黨內，建立屬於自己的勢力，這就是民進黨組黨後，派系林立的緣故。
像這樣因反對獨裁組成的政黨，若從其屬性分析，都有一個共同特徵，即參與的人不僅具有群眾魅力，且為達目的百折不回，所謂「起而行」的特點。同時，臺灣民 主成長過程，脫離不了美國的關切，為了讓美國了解國民黨非獨裁，到了後期，像「美麗島」一樣會有審判。故參與的人須具辯才及法律知識，以便遊走法律邊緣， 從事民主運動。
所以律師便成為民進黨的軸心。這些人像陳水扁以及被稱為「四大天王」的呂秀蓮、謝長廷、游錫堃、蘇貞昌等人，其中陳水扁、謝長廷和蘇貞昌， 都是「美麗島」的辯護律師，因美麗島事件才走入政治。
民進黨內無人才，所以未能給予陳水扁執政的奧援。加上陳水扁個人主張，以「新中間路線」為治國理念。所謂「新中間路線」，就是對臺灣內部，發生的統 獨、族群以及意識形態等三角問題上，他藉口「國家安全」、「自由民主」以及「新個人主義」為基礎，作為施政研判的方向。也就是說，對於前面「統獨」等三問 題，他不偏袒任何一方，會以後面「國家安全」等三個思維為基礎，採取「公正」手法做為施政方針。
事實上，做為公正的第三者，以臺灣環境，對陳水扁個人而言實不可能。舉例說，陳水扁所以當選總統，乃基於大部份臺灣民眾，對外來政權及國民黨貪腐政權的不滿所造成。故寄望「改革、安定」為競選口號的陳水扁，能代表本土執政，革除過去黑金弊端，本就極度充滿本土情懷。加上民進黨內部獨派的支持，才能讓他順利當選。
在這種背景下，他不以擴大原有基礎，以施政成績贏取全國民心，換取民眾對本土執政的信任，奠定民進黨永遠執政的基礎，反而在一些意識形態，像「統獨」、 「族群」等議題上，想去扮演公正第三者。
所以在選前為鞏固自己票源，就可高喊「臺灣獨立萬歲、萬萬歲」，可是等到真正當選，他不僅立刻拜會國民黨大老劉和 謙、黎玉璽、孫運璿、李國鼎等人請益國是。甚至也拜會，涉及多起政治暗殺，兩蔣「白色恐佈」時期，情報頭目王昇，向他致意。
李登輝時期，臺灣對中國投資實施「戒急用忍」政策。事實上，「戒急用忍」政策訂定後，雖不能有效管理中小型企業赴大陸投資。尤其政策施行的第二年，亞洲發生金融風暴，世界各國在經濟衰退下，發生生產過剩的危機。傳統產業在此情況下，受制於全球市場停滯，價格大幅下跌的競爭中。
臺灣除少數大企業，能轉型升級外，多數的中小企業，則盼望能以中國廣大的內需市場，配合其廉價的土地與勞工，延續產業生存，於是紛紛轉投資至中國。
事實上，臺灣實施「戒急用忍」政策，雖為部份台商詬病，但對臺灣整體的經濟貢獻，卻是有目共睹。臺灣雖在亞洲金融風暴陰影中， 89年（2000）仍能維持每年百分之五到六的經濟成長率，且使臺灣國民所得在該年突破一萬三千美元，失業人口始終維持在百分之三以下。當然，臺灣經濟成長，若與當時的中國相較尚嫌少。
事實上，陳水扁所謂「積極開放、有效管理」的大陸政策，在沒有落實的配套下，「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反促成台商大量出走口號。原本傳統產業，就因走私猖獗，中國低價品在台銷售，如入無人之地。加上政府又坐視不管，在無法與之競爭下，傳統產業對於投資中國，早有「早去早死、晚去晚死，不去更會死」的無奈。
及至陳水扁執政，大量開放中國投資，使所有產業終於了解，臺灣政府無心也無法借鏡韓日，學習如何在中國競爭下，有效保護其產業，不但維持經濟成長，減少社會失業，甚至韓國在歷經亞洲金融風暴後，仍能維持亞洲四小龍的繁榮地位。
面對中國的經濟競爭，李登輝執政固然採用「戒急用忍」，防範台商一窩蜂投資中國。這種消極作法並非政府施政目標。防範於未然，像在未造成大量失業前，就知 保護提供大量就業機會的傳統產業，不僅能有效杜絕走私，提高自給自養機會，甚至訂定有效的保護政策，或提供優惠貸款，給那些願在產銷技術和品質改良，做研 發的傳統廠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