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政隆的新台灣史

更不幸的，戰後的經濟危機，也開始席捲整個歐洲帶來金融風暴。像英國原以為戰勝而沒收了大批的德國船隻，卻反而擊垮了本國的造船業。此種情形，在歐洲國家比比皆是，歐洲的經濟因此蒙受重大打擊。

尤其是過去的海外市場，在戰爭中也被陸續被美日商品取代了。可說從大正6年（1917）年起，歐洲在戰後還來不及復原，就已淪入經濟不景氣，以及失業的恐怖當中。

歐洲的過度資本主義興起，加上大量失業人口，使得共產思想與社會運動因而抬頭，到處發生大型的罷工事件和示威遊行。民主浪潮，加上歐洲經濟不景氣，逼使英國不得不在昭和6年（1931）成立「大英國協」，讓加拿大和澳洲等屬國獨立，成為仍以英國女皇為元首的國家。同時放棄英鎊，而以美元取代做為全世界的貨幣。

歐洲經濟不景氣，不只為害英法意等戰勝國。對戰敗的德奧等國，受害更是慘重。除負擔戰爭賠款外，更失去原有屬地原料的提供，工廠停工，人民生活哀號遍野。為拯救百姓，無計可施的德國政府開始大量印制鈔票，結果更帶來巨大的傷害。

大正12年（1923）6月，原可兌換100萬馬克的1塊美金，不到10月，成為可兌換2兆5千億馬克。在此背景下，加上共產黨火上加油，使得完全失去社會秩序的德國，人民盼望回復過去帝國時的繁榮。這些都是促使德國有再度發展成為獨裁國家的社會基礎。

臺灣文官總督，從大正8年（1919）第八任的田健治郎總督，到昭和11年（1936）第16任的中川健藏總督卸任為止，共歷 9任17年。

原來日本從明治天皇親政以來都是軍人組閣。但因「尊王」不「攘夷」，全盤西化的結果，使得日本民智漸開。雖說日本在第1次世界大戰後，躋身於世界3強。但因土地、資源有限，在人口成長爆炸壓力下，人民生活仍是十分困難。加上過度施行資本主義，不僅造成社會嚴重的貧富懸殊，也造成社會大量的失業。

尤其在日本米糧供應不足下，武人當政，不斷的對外戰爭，更是民不聊生。於是文人組閣，便成為日本當時國民的心聲。不巧，寺內正毅組閣期間，又發生了震驚全國的「米騷動」事件。那是日本全國缺糧，卻還受列強邀請出兵西伯利亞，因受不了饑餓，發生大量農民搶米的事件。

寺內內閣為此負責，只得辭職。日本軍方在輿論的壓力下，不得不讓原敬為首的政友會取得政權。而臺灣也是在此背景下，田健治郎成為臺灣首任的文人總督。

田健總督一上台，為顯示文官治理特質，不僅將行政長官易名為總務長官。且將原本由其兼任的臺灣軍區司令職務，交還天皇，在台另設置軍司令部。並將每年編制約7千人的日本部隊，其在台所有的軍需費用，全由日本政府負擔，這對促進臺灣的建設有正面意義。

日本統治臺灣，其中最被詬病的則是臺灣的教育問題。臺灣教育，在清末除部份私塾，就是義學，但其量仍難與人口數相比。何況願就學的人亦極少，使得日本領台之初，全島幾乎有95％以上的人口為文盲。

故為全面教育臺灣下一代，明治28年（1895）就在台北創設「芝山巖學堂」，主要係配合地方行政需要，以教導日語為主的臨時性學堂。次年，再以國家事業，在全台各地設置「國語學校」，訓練本地人當通譯或公家之差役。並設有15所「國語傳習所」，開始對臺灣人施行以日語為主的小學教育。

這個「國語傳習所」，直到後藤新平來台，總計就有52所。明治32年（1899）為配合後藤長官在全台各地設置學校政策，全部改名為「公學校」，為臺灣人提供六年的小學教育，而日本小孩因語言程度不同，另設立「小學校」，供其就讀。

而「國語學校」，則是為配合日本人來台建設而有的學校，因此可分為師範部、國語部及實業部等3部份。師範部為培養「公學校」師資的學校；國語部則為教授日語而有的普通中學；實業部則為配合日本在台建設，像農業、電信及鐵路等技術指導而設的學校。

日本早期所設的這個實業部，雖於明治39年（1906）停止招生。但該部在明治32年（1899）以招收臺灣人為主的的臺灣總督府醫學院，卻成為大正8年（1919）以前，臺灣最高等的學府。

雖說田健總督的作為，促使臺灣成為日本國土的延伸，遭遇許多困難，但在他任內仍有一件值得樂道的事，即是成立「臺灣總督府醫學專門學校」與「台北帝國大學」。

臺灣有醫學教育，可說是源於基督教。滿清同治4年（1865）英國長老教會差派馬雅各醫師（Dr.James.L.Maswell）來台宣教，在台南開設醫館，開啟了西醫治病之門。

緊接著加拿大長老教會馬偕叡理牧師（Rev.George LeslieMackay），也來到北臺灣。光緒6年（1880），在台北設立馬偕醫院，隔2年，又成立「牛津學堂」，開始教授醫學（七五68頁）。

但這些都非屬正式的醫學教育，臺灣正式的西醫教育，可說是成立於乃木總督任內，明治30年（1897）4月成立的臺灣醫院的附屬醫學講習所。到兒玉總督時期，後藤新平將之改名為臺灣總督府醫學校。

這個學校創立之初，後藤新平即由日本請來曾在臺灣出版第1本《臺灣醫學雜誌》的山口秀高出任校長。學校初創之始，學費都是公費，後來才改成自費。

這種嚮往尤以大正3年（1914）板垣退助來台成為高潮。板垣退助為四國土佐人，明治維新建國功臣，過去曾參與征韓論，失敗後辭官組織政黨。

明治31年（1898）與大隈重信共同組閣，主張臺灣人須同化成日本人，並應設置民選議員，成為臺灣人歡迎。林獻堂特別邀請來臺（一四八67頁），藉機發起「臺灣同化會」，邀請他為總裁，主張臺灣應同化於日本，享受和日人同等權利。

也就是說要使臺灣同化於日本，就要廢除使臺灣成為殖民地的「六三法案」。

此法於明治29年（1896）3月，以法律第63號制定。當時因應臺灣抗日，日本議會授權總督府「立法」，就臺灣統治需要有行政、司法及立法權，但以3年為限。無奈大權在握的總督府從此不願放棄，一再藉故展期。

臺灣同化會雖解散，已使人深知「六三法案」為害甚鉅。後來在同情臺灣人權的日人伊藤政重律師及久我懋正兩人鼓吹下，臺灣開始「廢除六三法案」運動。

這次運動使得臺灣總督府不得不驅逐伊藤政重2人，對參與的臺人施壓（二一86頁），逼使林獻堂等人不得不出走到總督府無法管轄的日本發展。
大正8年（1919）由林獻堂、蔡惠如發起，聯合林呈錄、蔡式穀、鄭松筠、羅萬俥、黃呈聰、吳三連、劉明朝等二百多位留學生，在東京富土見町教會成立「啟發會」，林獻堂自任會長。

林獻堂為林朝棟堂弟，台中霧峰人，時任台中廳參事，清治時與板橋林家並列臺灣兩大地主。明治43年（1910）因緣結識中國梁啟超告之臺灣受異族統治：

「政治受差別、經濟受搾取、法律又不平等。最可痛者，尤無過於愚民教育，處境如斯，不知如何而可。」

過去臺灣推動「廢除六三法案」，主張臺灣適用日本法時，總督府皆以臺灣獨特性為由，在日本議會反對（二一133頁）。

大正7年（1918）公告《違警令》開始迫害參與運動者。所謂違警包括無固定居所、亂丟垃圾、流言虛報、戶外政治演講、教唆妨害安寧、妨害他人自由，隨地吐痰、沒掃公廁等無所不包。

將要求臺灣民主運動的戶外政治演說與亂丟垃圾、隨地吐痰、甚至不掃公廁者同列，成爲可隨時捕捉對象。為求反制，林獻堂等人不得不採釜底抽薪，跳過「廢除六三法案」，直接要求實施地方「自治」。

即主張法律應由日本議會制定，屬於臺灣的獨特性，應由居住臺灣所有人，包括在台日人、華人、台人及原住民共同組成「臺灣議會」制定，否定總督府在台制定法律權利。

林呈祿提出的主張獲得新民會同意，卻因新民會純屬研究機構，為落實運動主張，委由也是新民會員陳炘、吳三連、彭華英、黃朝琴等人在日本成立「東京臺灣青年會」負責推動。

為壓制臺灣人「自治」的政治要求，臺灣總督府皆以強制解散各地因應「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而成立的「臺灣議會期成同盟會」。

尤其是西來庵事件中造成眾多冤獄的行政長官內田嘉吉，就任臺灣總督後，就在大正12年（1923）12月，引進該年1月才在日本實施的「治安警察法」，鎮壓並檢舉文化協會與議會設置運動的有關人士。

該年12月，在毫無預警下，將請願成立「臺灣議會期成同盟會」的相關幹部，包括蔣渭水、蔡惠如、蔡培火、林呈祿、石煥長、陳逢源、林幼春、王敏川等共49位幹部逮捕。

蔣渭水等18人，分別被判監禁四個月不等徒刑，使得當時臺灣民主人士，在內田總督統治下，又經歴了一次猶如「西來庵事件」時的白色恐怖。

因當時日本總督逮捕的理由，係引用日本實施的「治安警察法」，故稱為「治警事件」。

就在臺灣發生「治警事件」時，日本卻在該年發生經濟損失慘重的關東大地震。雖說日本在第1世界大戰，曾因歐美各國忙於戰爭，無暇顧及東亞市場，趁機 賺取不少財富。但大戰後，因戰爭賠償處理不當，使戰勝國卻因沒收大量產品，致使國內生產過剩，產生大量失業勞工。

而戰敗國也因賠償過鉅，導致人民生活困 難。在此情況下，歐美各國紛紛採取自救辦法，一方面提高關稅，採取保護政策，同時與殖民地聯結起來，成為不與外面貿易往來的「區塊」。

另一方面，則反過頭來，搶攻其在亞洲的原有市場。使得日本因應戰時需要，擴大的投資因缺少市場，而產生泡沫化現象。不只造成社會上大量的失業人口。整個社會也開始脫序。現在又發生關東大地震，使得原本不振的經濟雪上加霜。

受到臺灣文化協會影響，農村的知識逐漸改變。事實上，自從殖民主義興起後，有人將列強爭奪的產物，譬如 19世紀爭奪「棉花」稱為「棉花時期」，繼而則爭奪「樟腦」與「蔗糖」的時期。第1次大戰後轉而爭奪「煤油」等能源。日本治台時期，正巧是糖業爭奪最興盛 時期，故對臺灣糖業發展，便成為日本治台的重心之一。

不幸的是，製糖需要土地種植甘蔗。從平埔族漢化的臺灣人，因逃避明清重稅，多以「隱田」藏匿，故對擁有土地者都以「業者」相稱，不稱「地主」，蓋使政府無法向「地主」課稅。清朝劉銘傳為增稅收，實施土地「清丈賦課」引起反抗，原因即在此。所以對明治 31年（1898）實施的「臺灣土地調查」，臺灣人也做如是想，許多「隱田」因而落入日本政府手裏。

尤其明治 36年（1903）完成的「臺灣土地調查事業」，大正 3年（1914）完成的「臺灣林野調查事業」，更是沒收了許多無登記的私有地，皆改稱為國有地。但這些國有地事實都已開墾，只是在清朝治台時，為躲賦稅而未領丈單，故使日本政府有理由，以濫墾、濫耕名義予以沒收（七八2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