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成功經略臺灣，先以屯糧為主。因當初攻臺，聽從何斌建議，以為一到臺灣，即可解決糧荒，故攻臺時僅備少量糧食，及至澎湖行糧已盡，搜括無所得。
不得已當晚冒雨起行。幸得天祐孤忠，原必經熱蘭遮城下的鄭軍，卻因鹿耳門海水突然暴漲，得以順利繞過熱蘭遮城，從北線尾和老灣之間攻入大員（安平）。
但所得糧食也僅夠半月。因欠糧，雖親自視察平埔族各社，所得仍少，與當時何斌所述不同。不得已，從圍城撥出兵力，立刻實施寓兵於農的「屯兵」政策。
故在6月初一面攻臺，一面劃分行政區域，以赤崁為東都明京，設承天府。另於南北兩處，設天興及萬年兩縣，且將臺灣城改為安平鎮。並以贊成攻臺的楊朝棟為首任府尹。並於6月14日，宣佈了8條「撫臺」令諭，其內容如下：
1、 天府安平鎮，本藩暫建都於此，文武各官及總鎮大小將領家眷暫住於此。隨人多少圈地，永為世業，以佃以漁及經商取一時之利。但不許混圈土民及百姓現耕田地。
2、 各處地方，或田或地，文武各官隨意選擇創置莊屋，盡其力量，永為世業；但不許混圈土民及百姓現耕田地。
3、 本藩閱覽形勢，建都之處，文武各官及總鎮大小將領，設立衙門，亦准圈地創置莊屋，永為世業；但不許混圈土民及百姓現耕田地。
4、 文武各官圈地之處，所有山林及陂地，具圖來獻，本藩薄定賦稅，便屬其人掌管；須自照管愛惜，不可斧斤不時，竭澤而漁聯後來永享無疆之利。
5、 各鎮及大小將領官兵派撥汍地，准就彼處擇地起蓋房屋，開闢田地，盡其力量，永為世業，以佃以漁及經商；但不許混圈土民及百姓現耕田地。
6、 各鎮及大小將領派撥汍地，其處有山林陂地，具啟報聞，本藩即行給賞；須自照管愛惜，不可斧斤不時，竭澤而漁聯後來永享無疆之利。
7、 沿海各澳，除現在有網位、罟位，本藩委官徵稅外，其餘分與文武各官及總鎮大小將領前去照管，不許混取，以候定賦稅。
8、 文武各官開墾田地，必先赴本藩報明畝數而後開墾。至於百姓必開畝數報明承天府，方准開墾。如有先墾而後報，及少報而墾多者，察出定將田地沒官，仍行從重究處。
以上令諭，主要係因應需要，撥發土地予文武各官及各鎮大小將領官兵以獎勵生產，充足稅賦為目的。其中有4條，列明所有文武官員，及各鎮大小將領官兵，在自由圈地時「不許混圈」土民及百姓現耕田地。
表面看來這像是為保護當地平埔族及百姓。事實上，鄭成功來臺即無視當地平埔族土地，以「屯兵」需要將土地交予文武各官，及各鎮大小將領官兵。
而令諭內容，表面除安撫平埔族外，主要也是保護鄭成功由荷蘭人手中接收過來龐大的「王田」利益。設使不下此令而讓官兵搶耕「王田」，對鄭成功的損失將不可估計。
鄭成功到臺後，亦知部下多海盜，若不嚴法，臺灣不足為治，他曾言：
「子產治鄭，孔明治蜀，皆以嚴從事。況立國之初，不加一番整頓則流弊不可勝言也。」
為示決心，入臺不久，即以搶掠百姓，監匿米粟，斬殺宣毅後鎮吳豪，綑革右虎衛陳蟒。後又以小斗散糧，殺承天府尹楊朝棟一家，又殺萬年縣知縣祝敬，將其家屬發配功臣為奴。至此人心惶懼，立法乃立。
寓兵於農政策
事實上，當時赤崁一帶佈滿平埔族。因鑑於過去郭懷一，抗荷事件失敗，乃因平埔族出兵助荷。故一面攻城，一面採懷柔政策，招降平埔族，賜以禮物。
楊英在《從征實錄》中，有如下描述：「各近社土番頭目，俱來迎附，如新善、開恩等里，藩令厚宴，並賜正副土官袍帽靴帶。由是南北土社，聞風歸附者接踵而至，各按例宴賜之，土社悉平懷服。
平埔族也鑑於鄭成功人海戰術的強大，因而敢對荷蘭人宣戰。為避免傷亡，除少部份抗鄭外其餘皆降。因此鄭成功的「屯兵」政策，可說在毫無抵抗下實施。
其「屯田」概可分為4種：「官田」分兩種，鄭成功接收荷蘭人過去移民所耕的「官佃田」又稱「王田」，以及授予文武官員的「文武官田」二種。
「王田」部份皆屬水田，由鄭氏家族提供疏圳、耕牛、農具及籽種等給官佃，等收成後，官佃每甲再按上則田18石、中則田15.6石、下則田10.2石繳給鄭氏家族。
清代首任諸羅知縣季麟光，曾批評明鄭時，官田稅之重幾為全國之冠，他說：「海外之田，內地不同；內地之田多係腴壤，為民間世守之業。
臺灣水田少而旱田多，砂鹵之地其力淺薄。……況（全國）田租之最重者，莫如蘇、松等府，每畝輸納1斗5、6升至2斗止矣。
今（臺灣）田園1甲計10畝，徵粟7石、8石；折米而計之，每畝至4斗、3斗5、6升矣。民力幾何？堪此重徵乎？……
況官佃之田園，盡屬水田，每歲可收粟50餘石，鄭氏徵至18石、16石，又使之辦糖、蔴、荳、草、油、竹之供（稅）。文武官田園，皆陸地荒埔，有雨則收，無雨則歉；所招佃丁，去留無定；故當日歲徵粟12萬有餘。」（二六二 106頁）
清初賦稅本就嚴苛，從季麟光的形容可知臺灣田稅之重，尚為中國各地最重稅的蘇、松等府的3倍有餘。況蘇、松等府土地豐腴，不似臺灣淺薄。
而明鄭徵稅更重，又比清初稅賦更重有2到3之多。若要形容當時稅收，用「暴虐苛政」形容並不為過。
「文武官田」雖為荒埔地，給明朝王親國戚耕耘，仍需納賦，如明寧靜王朱術桂，在高雄竹滬一帶開發數10甲地，鄭氏「從而徵其田賦，悉索募應（三六 93頁），上則田徵粟3石6斗，中則田3石1斗2升，下則田2石4升。
上則園每甲徵粟2石4升，中則園1石6斗6升，下則園1石8升。而佃農除繳交上述田賦外，須另給一定比例予這些文武官員，故稱為「私田」，係承租給佃農耕種的，又稱「租田」。
「營盤田」，則是給派駐各地的兵丁屯墾的田。鄭成功實施屯兵制曾言：
「今臺灣乃開創之地，雖僻處海濱，安敢忘戰。暫爾散兵留勇衛、侍衛兩旅以守安平鎮承天二處，其餘諸鎮，按鎮分地，按地開荒。日以什一者瞭望（十分之一守望）。相連接應，輪流選更，是無閑丁，而無逸民。
插竹為社，斬茅為屋，圍生牛教之以犁，使野無曠土，而軍有餘糧。其火丁（伙夫）則無貼田，如正丁出伍，貼田補入（以田補貼收入）可也。……三年開墾，然後定其上中下則，以立賦稅。
但此三年內收成者，借十分之三以供正用（供稅）。農隙則訓以武事，有警則荷戈以戰，無事則負襄以耕，寓兵於農之意如此。」（二六三 206頁）
營盤田只有「正丁」才有，所謂「火丁」是沒有的。而其家屬除非役殁，或退役出伍，其家屬才可繼承。前3年給錢開墾，收成3/10借為稅用。
而營盤田可以繼承，「永為世業，以佃以漁及經商」都可以。而為保護承天府，在有限的兵力下，這些田也僅能散在大員（安平）附近。
重稅苛政
明鄭稅賦最不合理的乃是抽田賦稅，以及抽各種農漁作物稅外，又抽很重的「丁稅」。季麟光也批評說：
「大江左右（長江一帶）田稅既重，丁稅不過1錢；且有一家數口，而報一丁；或按田 2、30畝，而起一丁，未有計口而盡稅如臺灣者；未有每丁重至4錢8分如臺灣者也。今既多其粟額，而又重其徵稅；較之鄭氏已減，較之內地則實難。」（二六二 106頁）
從上面稅則看，明鄭的稅賦不只比後來的清朝多，且比早期荷蘭統治時，抽的稅更重，不只田賦抽稅至1/3以上，而「丁稅」也從荷蘭時代的2錢，提高到「不分主客，計口計丁，每一丁，年徵銀6錢。」連小孩也計算在內。
至於平埔族的稅賦，則更重，分為兩種。既徵「丁口米」，又徵集體的「社餉」。《臺灣府志》記載：
「種地之番，鄭不分男婦（女），概徵丁米。識番字者，呼為教冊番，每丁歲徵粟1石；壯番1石7斗，少壯番1石3斗；番婦亦每口1石3斗」。
至於「社餉」，則沿荷蘭之制，各社由商人喊價，包辨其所有買賣，包括狩獵物的買賣等。明鄭稅餉既重，項目也繁多，所謂「百百稅」。
乾隆17年（1752）魯鼎梅輯《重修臺灣縣志》，亦稱：「按厝餉、磨餉，俱始於偽鄭。」（二六四120頁）
其中最不合理的，則爲水餉雜稅。《臺灣通志》曾批評說：
「水餉雜稅之徵多屬鄭氏竊據時苛政，而最重者莫如船港諸稅。夫船出入於港，而罟、罾、縺、蠔則取魚蝦牡蠣於港者也。乃既稅其船又稅其罟、罾、縺、蠔，且稅其港；蓋一港而三其稅焉！嗟此蠏蛤蚩蚩，有不望洋而興歎，相戒而裹足哉。」（二六五249頁）
可見明鄭苛政之一般。
李政隆小檔案
李政隆原本是一位名建築師，曾任大學建築系教授，也曾榮獲教育部團體頒
發「木鐸獎」，且是深愛台灣的歷史學家，著有《新臺灣史》、《臺灣基督教史》。現任
基督教恩友中心執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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