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政隆的新台灣史

現在他們又要聯合起來重施故技，因軍力不足， 3月 2日接受臺灣人代表提議，答應政治協商不派軍隊來臺北。答應學生自願團體，配合市長及市警局的青年團維持社會秩序。

答應重新擬妥基本改革，在 3月 10日前提出研議。而且，對中山堂召開的「二二八處理委員會」，陳儀要求「委員會」要有商會、工會、學生團體、社團、及臺灣政治重建協會等重要代表與會， 企圖一網打盡的意圖甚明。不料，當晚就被發現陳儀背信，南部派來軍隊因新竹市民機警破壞鐵軌，被阻隔在新竹。

3月 3日台北市「二二八處理委員會」派出代表到美國領事館請願，要求糾正不實報導。警備總司令柯遠芬則答應委員會七點要求，除恢復交通、撤出部隊，答應處罰擾 亂秩序的軍人，更強調不調兵北上。二二八受害最大的「忠義服務隊」在該日成立。這個服務隊，原是熱心青年和學生為維持社會秩序組成，不料部份人士為 CC派滲透，成為兩邊破壞日後「處理委員會」被指責把柄。

3月 4日因應全臺不滿情勢高漲，臺北中山堂聚集 1千多人，聆聽委員會與政府代表討論，同意各地普設處理委員會分會，由議會及傑出人才選出維持社會秩序。要求解除街上士兵武裝。更重要是向中國政府解釋 「臺灣人民只是要求省行政公署的改革，別無其他用意。」（一七三  270頁）這天臺灣上空，出現蔣介石簽名空投，允諾起義者停止抵抗則不採取鎮壓的傳單。

3月 7日，臺北處理委員會，包括陳儀政府代表、林宗賢、林詩黨、呂伯雄、駱水源、李萬居等在中山堂通過主席王添灯起草的「32條要求」，希望以和平方式展開與 政府對話。「32條要求」內容，希望保障臺灣人言論、出版、結社、罷工等基本人權。期許能給予臺灣自治，選舉臺灣人治理臺灣，解散警備司令部，要求駐守臺 灣軍隊以臺灣人編組。

對於王添灯廣播中說「解散警備司令部」和「臺灣軍隊以臺灣人編組」，在戰場上從未有戰功的柯遠芬聽後，高興得雀躍不已，認為他已握有 「處理委員會」叛國證據，他說：「我們苦守八日，今天才爭得主動，黑暗的日子快去了，光明就在眼前。」（二九五  255頁）

3月8日從華北緊急調入兩師，展開血腥鎮壓，誘殺其口中的「暴民」。莊嘉農在《憤怒的臺灣》如此描寫當時屠殺，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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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八事件」被累及冤枉不計其數。陳儀手上有一名單，像楊肇嘉、林益謙、林迺敏、許建裕等，過去向美國領事館求援名單，是經由美國大使司徒雷登的中國秘書傅涇波洩露出去的（二四三  315頁）。

美國副領事柯喬治事後承認，他到中國才發現大使的秘書是中國人，他說：

「這在美國外交史上可能沒有前例，他只對蔣介石負責，並不對美國政府負責。他可能私下看過大使館辦公桌上最機密的文件，也可能看到向我們求援的臺灣領袖的秘密名單報告，那些人的確在國民黨軍隊抵達後，第1批遭受捕殺的犧牲者。」（一七三  315頁）

3月 20日，等 21師全部抵臺，開始以「綏靖清野」對臺灣精英展開第 2次撲殺。國防部長白崇禧晚年記憶，當時柯遠芬曾下撲殺命令：「寧可錯殺 99個，只要 1個是真的就可以。」柯遠芬又引用列寧的話，說：「對敵人寬大，就是對同志殘酷。」（二九五  289頁）

對出賣臺灣人的「半山」，吳濁流批評說：
「背叛本省人的半山們，他們雖有種種派別，不過在打倒本省知識階級，以求自已的飛黃騰達，卻是一致的。」（八一  193頁）

這種屠殺遠似秦始皇焚書坑儒，蔣介石在臺灣準備以愚民政策，做為日後專制統制的意圖甚明。像這樣一邊以回歸祖國心情盼望被憐惜，一邊則以奴化的殖民地不能被信任，且在政府恐共心情下，展開一連串對臺滅英行動。83年（1994）時任臺灣行政院長俞國華，在立法院發表對二二八感言，他說：

「二二八事件」影響，使臺灣人從回歸祖國的懷抱覺醒，他們開始注意與中國的不同。發現不管文化、思想和做法都存在很大差異。事實上，從平埔族人蛻變的臺灣人，只熱衷民主政治，並不熱衷民主本質的改善。可從後來李登輝和陳水扁主政時民主表現看出，其要求的政治說穿了只想回復 400多年前，以角頭為主多種族群並存的地方勢力。

這種遺傳自平埔族，臺灣內部分裂族群的原始個性，是可以透過教育文化修正，卻無法經由只承認中國文化的教育內容來完成。不管如何，屬於臺灣民主政治要求，已被獨裁者蔣介石扼殺，「二二八」事件，讓更多的人必須重新思考臺灣出路。

雖說 32年（1943）年 11月，中美英三國共同發表「開羅宣言」，指出：

37年（1948）對蔣介石是極具戲劇性變化的一年，該年4月在中國共產黨和民主同盟反對下，宋慶齡退選，終使蔣介石當選為中華民國總統。繼去年8月魏德邁提出羞辱蔣介石腐敗的「魏德邁報告」，中國開始嚐到經濟和軍事敗績。首先是經濟上失敗， 37年（1948）初廣州有二十八萬人沒有工作，青島 1,500個企業有 1,200個關閉，全國中小企業陸續倒閉，直到 8月中國 60％〜 80％的公司倒閉關門。（二四三307頁）

尤其通貨膨脹打擊更大，從抗戰到目前，總計物價上漲 3,492萬倍，百姓無法生存。（二四二754頁）可笑的是，就在經濟危機以宋子文為首的財經團體，仍在大玩經濟賄賂軍閥的官僚遊戲。

32年（1943）為抑制中國早期濫印債券和貨幣，從 27年（1938）起短短四年，引發高達2倍多的通膨，商得美國同意借黃金以為抑制。但黃金未運來，宋子文迫不及待開始黃金期貨交易發行「黃金債券」，意味著黃金運到後即可持債券換回黃金。但當兌換時，他又將期貨改為黃金存款。

蔣介石不只經濟失敗，軍事也失敗，誠如徐詠平在《陳布雷先生傳》敘述的：
「 1月 9日，瀋陽淪陷，以後東北漸失，華北震動。
3月，山東、河南激戰。
4月，陝北匪軍南犯。
5月，泰安失陷。

在此背景被任命臺灣省警備總司令的陳誠，不惜採用高壓手段治臺。38年（1949）2月，為防止臺灣聯外勢力與共產黨假借難民身份來臺，頒佈「軍公教人員及旅客入境暫行辦法」，將同情臺灣、主張臺獨或主張臺灣託管的外國人排除於外。並對中國來臺人士，採取先審再入境辦法管理。

5月 20日再以中國戰亂為由，將 37年（1948）12月中國頒佈實施的「戒嚴令」，以「確保治安秩序」為名，擴大實施於臺灣。與之同時頒佈的還有「動員戡亂 時期臨時條款」，對國民大會、立法院和監察院等國會，應如期選舉也中止，以 36年（1947）選出的第1屆代表予以無限延期。

在此制度下，選舉已不復存 在，雖說仍有自由地區的臺灣，及海外少數名額可選，但在「戒嚴法」下，這些名額也幾成御用的棋子。使蔣介石在臺灣統治，其能控制的國會議員始終維持在 90％以上席次，得以制定各種違反人權的獨裁政策。

此外，為徹底箝制自由，6月公佈「懲治叛亂條例」，主要內容除對叛亂份子處以極刑，沒收財產， 對任意參加集會、結社、遊行，隱匿叛徒者或資助叛徒予以金錢、資料或嗾使遊行對治安及金融有攪亂妨害者，皆可處以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散佈謠 言、傳播不實消息、或以文字、圖書、演說有利於叛徒之宣傳者，可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

引退的蔣介石，不顧李宗仁反對，驅使蔣經國到上海，命令中央銀行離職總裁俞鴻鈞，由吳嵩慶負責將政府黃金運往臺北。78年（1989）出版的「上海黨史資料通訊」記載，除銀元和美金，黃金共有 277.5萬餘兩。李宗仁則稱運臺的黃金、銀元和美鈔「總計約5億美元。」（二四二  772頁）

許多人以為臺灣經濟所以成為亞洲 4小龍都拜這批黃金所賜，殊不知這是錯誤說法，黃金早被蔣介石盜光，還大言不漸說是蔣介石建設臺灣神話。當時負責搬運黃金就是吳嵩慶，他指定親信機要秘書詹特芳隨行押送。

詹特芳良心發現，他在〈蔣介石盜取黃金銀元及外幣的經過〉現身說明蔣介石盜取黃金經過。

吳嵩慶到底是什麼人，詹特芳接著介紹：
「吳嵩慶是浙江省海縣人，法國巴黎大學畢業，由於懂外語，抗戰時曾在航空委員會搞過秘書、財務處長等職務，這樣就與侍從室及宋美齡等拉上了一點關係，以後在中訓團高級黨政班受訓。

總之，吳是一個內線的人，對外沒有什麼太大的名氣，地位也並不算高，但是他卻可以通過侍從室的關係，與蔣本人搭上鉤，當然也決不會為桂系（李宗仁）拉去。

蔣規定：所有這些硬通貨，全部由蔣本人親自掌握，吳對蔣個人負責，有關開支調運及分配等事項報告，直接送蔣本人親批，不由任何人轉，發款一定要見到蔣本人親筆批條，才能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