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日本治台，採取了諸多不平等的殖民統治。不僅是士地任遭剝奪，就是教育、公職、甚至開設公司，臺灣人都要蒙受不平等待遇。這當然激起臺灣有志之士的反抗。而臺灣文化本屬平埔族，不僅內容膚淺，也都屬荒亂怪誕迷信。若要與日本文化抗庭，非有自己的文化不行。
這就是大正 10年（1921），蔣渭水等人受當時基督教青年會賀川豐彥牧師影響，成立「臺灣文化協會」主因。而臺灣要擁有自己的文化談何容易，當時能與日本文化相抗衡，只有中國文化，所以臺灣人為了要與日本文化分庭抗禮，漢化便成捷徑。大正 8年（1919）田健治郎總督來台，大力推行臺灣同化運動，幾年後一事無成，蔣渭水就曾在臺灣民報上批評說：
「臺灣當局好唱同化，須見傚臺灣人同化生蕃的同化法，才能成功，生蕃變做熟蕃，熟蕃變作臺灣 人。所以現在的台人中，有多數的生蕃同化人混在，是很明白的事實。……以上可知道同化的問題，在於文化的質與文化數的關係。文化質優秀的就會同化劣文化 的，民族的數多就會同化數少的民族，同化全不在治者與被治者的地位關係啦。」（二九一13頁）
臺灣人漢化的重要，因當時日本為世界三強，成為亞洲各國脫離歐美帝國主義的希望。故蔣渭水對成立「臺灣文化協會」有感而說：
「臺灣人負有做媒介日華親善的使命。日華親善的使命是亞細亞民族聯盟的前提。亞細亞民族聯盟，是世界和平的前提。而世界和平是人類最大幸福，且是全世界最大的願望。
所以我臺灣人有媒介日華親善的使命。以策進亞細亞民族聯盟的動機。招來世界和平是人類最大幸福的使命就是了。」
最後他結論說：
「簡單說來，臺灣是握有世界和平第一關門的鍵，這豈不是很有意義，且很重要責任的使命嗎？我們一旦猛醒，負有這麼重大的使命，那麼就要去遂行這使命才是。本會就是為造就遂行這使命的人才而設的。」（二九一 14頁）
也就是臺灣在日本人的統治下，若要成為日華親善媒介就更須要漢化。故臺灣文化協會成立後，為了改造臺灣人，便以擁有的「會報」及推動「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 動」的許多雜誌，諸如「臺灣青年」等，開始一連串臺灣人的漢化教育。其中影響最大，便是在臺灣各地設置讀報所，主動為人讀報。
使臺灣文盲佔絕大多數的鄉 村，除了對法律、衛生、經濟認識外，最重要的是，教導認同漢化文化。這種對整體臺灣人強行灌施漢化，所謂「新文化運動」有人以為危險，但蔣渭水卻說：
「有謂新文化運動，往往陷於危險，有害無益。其實不然，夫合理之運動，穩健之宣傳何危險之有。」（二九一 15頁）
就在臺灣全民漢化運動同時，臺灣也因留學生增多，以及新式教育制度實施，使許多臺灣人普遍接觸了除日語外的其他學問，像算術、理科、農業、體育、音樂和美 術。甚至到中學，還教導物理、化學、法制和經濟等很多實用學問。
甚至日本人為使臺灣走向現代化，也在師範學校裏設有普及臺灣教育，而需要的藝能科目，像文 學、美術、音樂、戲劇等。這些都是促使臺灣從過去專屬官紳階層，方能享受的詩詞、臨摹繪畫等舊文化，轉換成全民可共享，包含文學、音樂、戲劇、美術等，所 謂「臺灣近代化藝術」活動。
而參與者也從過去僅極少數才能參與，或即興而作的節目，變成創作者不僅要專業，或極專業。甚至像戲劇一樣，需要許多人共同參與和演出才能完成的作品。
像臺灣這樣一面漢化，一面卻因日本教育迎入新文化，使得臺灣發展出一股以漢文化為底，日本專業表演藝術為輔的新文化出來。這種文化尤其在大正年 4年（1915）「西來庵事件」後，因理解臺灣人終究無法以武力推翻日本，轉而進行非武力的文鬥，而大放異彩。
臺灣此種新文化表現，在文學、戲劇、音樂、美術等發展初期，若從日本原已十分專業眼光視之，固然十分幼稚。但在臺灣人民眼中卻十分受歡迎，使得該文化在臺灣呈現蓬勃發展。
李政隆小檔案
李政隆原本是一位名建築師，曾任大學建築系教授，也曾榮獲教育部團體頒 發「木鐸獎」，且是深愛台灣的歷史學家，著有《新臺灣史》、《臺灣基督教史》。現任 基督教恩友中心執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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