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政隆的新台灣史

因此在康熙、雍正不合理的稅制下，平埔族為圖生存，就以匿藏番丁數及耕作面積，以多報少，或報以漢人移民身份往外流離偷墾。
事實上，整個清朝對臺灣平埔族和人口數目，從來就像謎語一樣沒有定數，這固然與早期平埔族輪耕的居住形式有關，但主要還是不合理的稅賦造成的。
照理說臺灣平埔族人口，在清朝刻意保護下應會急速加增。尤其是南部平埔族，在滿清提供將近50年的太平盛世中發展，早已從清朝統治之初，施琅所稱「彌山遍谷，多屬土番」的情景，發展到整個嘉南平原，都是平埔族人的天下才是。
而為逃避清朝不合理稅制，平埔族除非涉及譬如像土地主權及財產繼承等重要事項，他們寧採移民或偷墾方式，讓納稅減至最少。
舉個例來說，荷蘭入臺時，1625年巴達維亞日記，記載麻豆社光可武裝男丁有3千人，全社人口不下萬人，經過百年的繁殖，到雍正時，從徵丁餉得知，全社只有116人。
而整個赤崁4大社包括噍吧年、木岡（台南新化）、芊匏（台南山上）、內攸等社在內，全部合計不到6百人。而全臺平埔族番丁餉人口，也才6,301人（二六五158頁）。
而清朝官員必知此數荒謬，因憐番情，且防苛稅造反，因循苟且。何況清朝對臺繳稅，一向採取定額制，只要編審（人口）時，湊足數目上繳即可，而不在意人數的多寡。
事實上，平埔族部落，早已散佈整個嘉南平原，這可從清朝可耕地面積的演變得知，臺灣縣的耕地從康熙49年（1684）的1萬4百多甲，發展到雍正13年（1735）的1萬2千多甲，但到乾隆20年（1755），耕地反降為1萬1千多甲。
鳳山縣和諸羅縣亦復如是，分別從雍正13年（1735），鳳山縣1萬1千多甲，諸羅縣1萬7千甲，到乾隆20年（1755）時，分別降為1萬甲及1萬5千多甲（八四，137頁）。
像這樣在清初太平盛世，又施行護番政策下，臺灣雖有康熙38年（1869）吞霄、淡水北投兩社，以及雍正9年（1731）大甲西社結合彰化一帶番社叛反情景，但都屬小型區域性事件，折損人數不多。
何況這些番社，後來也都在雍正寬容下，幾乎無損的回到原地耕作。所以北部造反，並未影響南部人口增加，在此前題下，經過7、80年的繁衍，人口及耕地反而減少。
可見當時南部平埔族人，為圖生存已學會以多報少和造假技倆。然而，臺灣平埔族人口和開墾土地，在清朝刻意保護下，真會減少嗎？事實相反，在人口不斷增衍，無地可耕壓力下，漢化已深的南部平埔族，往外發展成為趨勢。
康熙晚年，他們不僅冒移民之名，開闢了諸羅縣賸餘土地，雍正時期，侵入其他族群，越界開墾彰化、臺中等地，甚至越過大肚溪往北部發展。
事實上，就以南部新港、麻豆、目加溜灣、蕭壠等四社而言，發展到乾隆、道光時期，不僅佔滿整個台南縣市，及部份高雄地區，甚至往東擴展，影響到大武壠社為首的平埔4社，就因臺灣平埔族人的不斷繁衍，嘉慶以後，許多無地可耕的平埔族人，甚至結合中部一帶的平埔族人，遠至宜蘭和花蓮後山開墾。
臺灣於盛世時平埔族人口繁衍現象，同治12年（1872）丁紹儀著《東瀛識略》，曾以徵丁銀為例，讚美皇帝德政，明知後世滋生之盛，仍能減免其丁銀之徵，對當時他有以下陳述：
「台地初闢，具報丁口16,800；康熙末，額編丁銀止增二千有奇。洎道光中，河內曹懷璞、司馬謹任淡水廳，歸安胡裕堂、大令國榮知臺灣縣，編查保甲，淡水一廳實共丁口42萬1300零、臺灣一邑（縣）33萬5200有奇，而流寓浮寄者不與焉；
推之全台，約有1百8、90萬，較之原額增逾百倍，皆盛世所滋生者。一隅如是，天下可知。折半科之，每丁年徵銀1錢，似為不苛，即可得銀數百萬兩。聖祖豈不知後世滋生之盛，丁糧之巨？顧以一詔免之不惜者，民為邦本，本固邦寧。（一四六卷二24頁）
也就是說臺灣人口增加並非外來，乃盛世滋生。這個現象可以解釋，為何臺灣開拓，康熙以後從南往北的道理。
若是開拓者為外來移民，在「三禁」及「以番制漢」政策下，臺灣從荷西時期就有27個港口，可做走私接應。照理說，臺灣的移民不應從嚴格查禁的南部開始，應以各個港口為中心，向外發展才是。
事實證明，臺灣開拓是以流民為基礎，由南往北，或往更南的方向進行。只有少數不願漢化的南部人，在嘉慶以後，以小部落形式往東，朝內山方向開拓發展。

這些平埔族人，最先以個人身份在外流離，在同族間，語言尚無問題。但到不同族群的地區開拓，語言便成重要問題。由於南部平埔族，在漢人長期統治下，多已精通閩語或粵語。
這些精於閩、粵語的平埔族人，為免出外受人欺侮，開始有閩就閩，粵就粵的組成，同時為避免本身為番民，越區受人敵視，為擡身價，於是謊報為閩、粵籍，並編造在中國犯罪，不得已偷渡來臺等故事，以犯罪掩飾別人盤查做為流民理由。
流民人數之多，使原本享有治安盛譽的康熙皇帝緊張，為恐漢人在台作亂，分別於康熙40年（1701）、57年（1718）下令專責取締，並加重各種取締不彰的處罰辦法，但效果不佳。
康熙50年（1711）臺灣知府周元文報告：「自數十年以來，土著之生齒日繁，閩粵之梯航日眾，綜稽簿籍，每歲以十數萬計。」（四四一卷十）
康熙52年（1713）北路參將阮蔡文也發現彰化一帶，「鹿場半為流民開」，增加的流民使得中部平埔族也提早發生人口壓力，部份生活窮困的平埔族因此流離失所，後來也都成為流民（二六六121頁）。
當時臺灣人口，根據康熙57年（1718）閩浙總督覺羅滿保《題報生番歸化疏》：「謂熟番社全臺僅127社。（二七四251頁）按番丁餉計，不足數千人。
但雍正8年（1730）負責臺灣兵員管理，福建水師提督南澳總兵許良彬就稱平埔族社多番稠，而管理的縣令則「但司催科（稅），亦不過問之管事，其餘悉莫稽察，以致番民往往生事。
基於臺灣治安責任所在，不能模糊其事。因此上奏，請求於各社重要聯絡處，或數十社分設一「土巡檢司」。對這些平埔族人，許良彬形容說：「新舊歸化戶口不下2、3萬社，每社男婦老幼多至1、200人，少亦不下數十人。」（二一二79頁）
平埔族當時人口從奏摺中得知，人數應不下於百萬人，成為眾多族群，如果再加上轄區外人數，那就更多了。但為躲避清朝重稅，竟成數千人口。尤其對移民爭墾彰化番地，代表乾隆皇帝執行「以番制漢」政策，福建布政使高山就奏稱：
「現在臺民生齒日繁，各番尚有餘地，議者以為番地置之無用，不若任民佃墾以為生聚之資，而臣竊為斷不可行。誠以臺灣一島海外孤懸，聊為邊界藩籬倚作東隅屏障，原非欲驅內地游民之手，而使之就食於彼也。
官斯土者止（只）宜令其寧謐安全。……就令番地盡報陞科（徵稅），亦無補于國家之經費，而況無窮之釁由此而生。是民墾荒地之于國計民生均非至計，不若『永行禁止』。」（二六七附錄一）
「臺民」指的是轄內平埔族和移民，而「番地」是指當時爭墾的彰化附近土地。這些國土清朝雖垂手可得，但顧及漢人可能潛匿叛反，影響清朝統治故而嚴禁，甚至是熟番前往開墾也以為不可行。此外，又恐民聯番反故又採「分化手法」。
事實上，自明鄭入臺以高壓手段奪取平埔族土地，移民早與平埔族構成間釁。而後平埔族漢化往外墾拓，竟與未漢化平埔族，形成仇釁。
乾隆元年（1736）閩浙總督喀爾吉善曾奏稱：「臺灣生番與『平埔漢民』不相狹洽，是以漢奸不敢入山。」（一八六85頁）
漢奸指的是漢人和漢化熟番。所以利用平埔族間種族不同，高山更提出「以番治番」的政策，他奏稱：
「蓋熟番與漢民雖情意稍通，終不若生番與熟番之族類相合；欲治生番，自應即其同類而節制之。」（二六七附錄一）
他並提出三層族群分治法：「應飭令地方官遴選佐雜，夥同各番土目指出現在管理分界之處，再行立表，劃清界限；使生番在內，漢民在外，熟番間隔於其中。清界而後，漢民毋許深入山根，生番毋許出埔地；則彼此屏跡，斷絕往來，自不致生釁滋事矣。」（二六七附錄一）
高山此種劃界防守的提議，後因當時的督、撫認為臺灣生熟番各社不相統屬，且彼此仇釁，不能有效聯合管理而未採用。
但乾隆26年（1771）為區分生熟番界，全省從南到北自定邊疆，對無天然邊界，像河川、山陵等可為邊界地方，另外開築一條土堆，外形像牛背的「土牛溝」，劃定「土牛」邊界，嚴禁移民越界。
同時在乾隆56年（1791），為防生番出草越界，開始徵調土牛溝旁熟番為屯丁，給予墾田實施「屯防」制度。這些做法，其實都是依高山構想而產生。

臺灣平埔族人口眾多，故成為清朝治臺二百多年來的重大事務，直到清末光緒年間，猶置理番機構，處理「生番」問題。事實上，臺灣多為平埔族，施琅攻臺後，來臺視察，猶如此形容：
「臺灣沃野千里，則壤成賦，因地為糧，宜稱富足。但地處汪洋之中，化阻身教於外，彌山遍谷，多屬土番。」（二六四上24頁）這些土番，也就是施琅向康熙皇帝奏陳：「今臺灣人民稠密，戶口繁息，農工商賈各遂其生。」的人口。
臺灣首稱平埔族，始自雍正8年（1730）陳倫炯著《東西洋考》一文：「臺灣西南一帶沃野，東面俯臨大海，附近輸賦應徭者，名曰『平埔土番』。
這些原住民，從荷西時代開始，直到明清統治，都以「土著」、「番」被視之，因而有熟番、生番以及野番等不同稱呼。
日據時期，伊能嘉矩因彼等皆住在平地，故以「平埔族」稱之，從此「平埔族」即泛指居住臺灣西部平原地區的「原住民」，而「原住民」的稱呼，則是等到李登輝當總統後，才普遍被使用。
雖然在考古學上已知臺灣地區早在2千多年前，已是多族群共生的社會。這些族群分別居住在西部靠海地區，以狩獵和農耕為生。因各族群不相統屬，地域性強，彼此不許越壘一步。
在此基礎下，平埔族的耕作，因無水利，土地貧瘠，惟有採用換耕，因此所需腹地較大。繁衍超過一定人口後，在南北不同族群夾縫中，惟有往內山方向擴展，是一種自然趨勢。
清康熙23年（1684），首任臺灣諸羅知縣季麟光，曾清楚描述，早期居民耕作方式：「臺灣水田少而旱田多，砂鹵之地，其力淺薄。小民所種，或2年，或3年，收獲一輕，即移耕別地；否則委而棄之，故民無常業，多寡廣狹，亦無一定之數。」
同治年間《東瀛識略》的作者丁紹儀，也曾引古人的話，形容當時臺灣農作的情景。他說：「昔人所云，臺灣沙地遇雨沖瀉，熟田即變荒壤；且依山臨水，風大則鹼水湧入，必待鹼味去盡，數年乃復；兼之土脈炎熱，不宜用肥，耕獲2、3年必荒棄兩歲，相替轉換，方克有休。」（一四六    18頁）
這種說法使我們了解早期臺灣農作的困難。他們也是群無組織的團體。康熙33年（1694），臺灣道高拱乾曾形容他們說：「土番之性，與我人異者，無姓字、不知曆日；父母而外，無叔伯、甥舅，無祖先祭祀，亦不知其庚甲。」（二七二卷七    184頁）
形成臺灣島內十分散佈的族群，其數目如同福建水師提督，南澳總兵許良彬上書雍正皇帝，散佈台灣島內，可見當時平埔族興盛的情景（二一二    79頁）。
臺灣史對平埔族的了解，則要等到17世紀初葉，才因荷蘭和西班牙入主臺灣才揭開，可以說在荷蘭和西班牙佔領臺灣之前，臺灣除了高山族外，就是平埔族；尤其是平埔族人，散居在臺灣整個西部海岸平原，北起基隆，南抵屏東、恆春，甚至臺東沿岸和宜蘭的噶瑪蘭平原上，到處可見其蹤跡。

這些平埔族人不只語言不同，生活習俗也不同，近代人類學家根據他們的語言，將之分為10族。即──
居住於臺北、淡水和桃園一帶的凱達格蘭人（Ketagalan）；
新竹到苗栗一帶的道卡斯人（Taokas）；
豐原到東勢平原的拍宰海人（Pazeh）；
臺中海線大肚溪以北的拍瀑拉人（Papora）；
大肚溪以南的巴布薩人（Babusa）；
南投以及嘉南平原北邊的洪雅人（Hoauya）；
嘉南平原南邊的西拉雅人（Sirsya）；
高屏溪流域一帶的馬卡道人（Makarao）；
屏東南部的瑯嶠人（Lonckisuw）；
宜蘭噶瑪蘭平原的卡瓦蘭人（Kavalan）。
當時居住於臺的平埔人到底多少人口，由於沒有歷史記載，目前已難查明。但現存海牙檔館記載，1650年荷蘭人統治下的平埔族，除了佔領區的臺南、高雄及沿海港口附近，佔全島面積不到1/10，就有315村落，共計6萬8千多人。
這個數目當然低估了當時人口，舉例來說，不只嘉義以北的台中、彰化，桃竹苖以及台北平原不計入，就是噶瑪蘭（宜蘭）平原也都不包括在內。，就是嘉南平原北部，也僅計及部份靠海地區。
事實上，臺灣平埔族人口早已眾多，難怪1654年臺灣荷蘭長官魏伯格（Claes Veburgh）向印度總督報告臺灣情勢時，提到轄區內荷蘭駐軍與當地住民懸殊的比例，他緊張地說：
「現在臺灣當地居民之總數，約在10萬以上，能不令人心寒？又有各種中國人群居島上，隨時窺察各處之情形，隨時可能陰謀反抗。」（二五九493頁）
雍正8年（1730），福建水師提督南澳總兵許良彬，也因此上書雍正說：「新舊歸化戶口不下2、3萬社，每社男婦老幼多至一、二百人，少亦不下數十人。」（二一二79頁）
早期平埔族人口雖多，但在土地貧瘠下惟有換耕。故一社面積與人口，超過人力往來耕作，就會往外遷移、繁衍。因為沿海地區的開發到荷西已呈飽和，故會向人口較少的山區遷移。
舉例來說，荷蘭來台的第三年（1625）曾就轄區附近，可能反叛的勢力做調查，發現附近四社可武裝男子「麻豆社3千人、蕭壠社1千人、目加溜灣社1千人、新港社4百人。」（十一48頁）
當時4社人口，按比例應不下於2萬人。尤其是麻豆社的強大，更是新港社及蕭壠社的大敵，須靠荷蘭人力量才得以平衡。但10年後（1635）4社人口，只賸「麻豆社3千人、蕭壠社2千6百人、目加溜灣社1千人、新港社1,047人。」（十一231頁）4社人口足8千人。
尤其麻豆社大量人口不見，可見當時各社人口已往外遷移，其中也有部分因不服荷蘭統治遷移出去的。
臺灣北部亦同。《巴達維亞城日記》1642年12月，記載淡水附近，可抵抗荷蘭約有15社，武裝男丁4千人左右。但到1650年，其人口登記包括男女老少，卻只有2千餘人。
這種往外繁衍的方式，雖經過明鄭和滿清的統治仍在進行，只是過程較為複雜，夾雜著明鄭暴政，或以佔有方式掠奪番地。
到清朝，雖消極地採取「以番制漢」，但實際治理的漢人，卻積極地促使番民漢化，在清朝三申五令「保護番地」政策下，部份不肖官員卻陽奉陰違，促使部份番地因「買賣、典當、佔佃」逐漸流失。
這些流失土地，或因人口增多，以至於分不到土地的熟番，願同化者就會以閩、粵身份，在各地區成為遊民。不願同化的少數人，也會結合附近數社人口往山區搬遷。
此種遷移尤其在嘉慶年間更是明顯，極易讓人以為這些平埔族，在漢人來臺後，全被趕入山區成為山地人。這是錯誤的說法，卻是有意漢化學者普遍採用的說法。

清朝治台，康熙以「照舊」二句使臺灣復入苛稅的統治。雖如此，但惟恐漢人據台為亂，仍頒佈許多「以番制漢」政策，使得臺灣平埔族在清朝刻意保護下，享受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盛世的統治。
在無移民干擾下，臺灣平埔族尤其是南部轄區的西拉雅人、洪雅人以及馬卡道人，都繁衍成為臺灣的大族，必須向外開拓才能生活的族群。
事實上，清朝初期對臺灣的統治，因轄區不同展現不同成果。基本上，以臺灣府附近的臺灣縣、雲林以南的諸羅縣南部、以及鳳山縣的北部最為豐饒。康熙36年（1697）因採硫磺到北部淡水探勘的郁永河，曾藉機遊覽全台著有《裨海紀遊》一書提到：
「新港、嘉溜灣、歐王、麻豆四社，於偽鄭時為四大社，令其子弟就鄉墊讀書者，蠲其徭役，以漸化之。」（九三135頁）四大社已近漢化，而「諸羅、鳳山無民，所隸皆土著番人。」（二一三30頁）
這樣記載，又可以從康熙61年（1722）巡台御史黃叔璥來台考察後，著作的《台海使槎錄》得到印證，對於散佈在台南、嘉義一帶的平埔族，他在書中描述說：
「數年來新港（新市）、蕭壠（佳里）、麻豆、目加溜灣（善化）諸番衣禈半如漢人，冬裝緜（綿衣）。哆囉嘓（東山）、諸羅山（嘉義）亦有仿效者。……余與黃巖顧敷公過大洲溪。
歷新港社、目加溜社、麻豆社，雖皆番居然嘉木陰森屋宇完潔，不減內地村落。顧君曰新港、加溜灣、歐王、麻豆於偽鄭時為四大社。
今其子弟能就鄉塾讀書者。蠲其徭，欲以漸化之。四社番亦知勤稼穡務蓄積，比戶殷富又近郡治，習見城市居處禮讓，故其俗諸社為優。歐王近海，不當孔道（不順道）尤富庶，惜不得見。」（四五卷五93頁）
說明了當時台南一帶平埔族的富庶，幾近漢化。其中尤其以靠海的歐王社更是富裕，不久後即漢化，從臺灣歷史消逝，近人更有歐王即蕭壠之猜測。
更北的雲林、彰化，黃叔璥也曾到訪半線（彰化），發現當地「里社數百家，對宇復望衡」，不僅番長跪拜，且由當地兒童，在竹結上掛紅彩迎接他。並以歌舞、賽跑等餘興節目接待。黃叔璥形容當時的景況，作詩說：
「女孃齊度曲，頫首欵噫鳴（美妙女孩合唱時先以欵噫發音）瓔珞垂項領（頭載瓔珞），跣足舞輕盈。鬥捷（賽跑）看麻達（人名），飄飄雙羽橫（形容速度極快），薩鼓聲鏗鏘，奮臂為朱英（終點掛紅布）
探視完半線（彰化）後，對於當地漢化情景，他結論說：
「王化真無外，裸人雜我氓。安得置長吏，華風漸可成。」（四五卷五110頁）
當時的彰化可謂在轄區極北，其生活已極盡漢化邊緣，故而有不必置官「華風漸可成」之嘆，這是北路之番，彰化以南生活的情景。南路諸番，黃琡璥也說：
「南路番童習漢書者，曾領背誦默寫。上澹水（高雄萬丹）施仔洛讀至離婁；人孕礁、巴加貓讀左傳鄭伯克段于鄢，竟能默寫全篇；下澹水（高屏溪）加貓礁、加里文郎讀四書、毛詩，亦能摘錄；
加貓讀至先進，礁恭讀大學，放索社（高雄大社）、呵里莫讀中庸，搭樓社（屏東里港）山里貓老讀論語，皆能手書姓名。
加貓於紙尾書字完，呈上，指日榮陞數字，尤為番童中善解事者。」（四五卷七138頁）
整個高屏溪遠到屏東，也皆幾近漢化邊緣，能讀漢書者眾，更不用說漢語應是精通。
若照黃叔璥對臺灣的描述，臺灣賦稅皆重，但在清朝「以番制漢」政策下，番戶富裕，這是指南部番社言。事實上，經過清朝長期統治，仍會發生官擾民事件，尤其轄區外的北路諸番。
因為臺灣早期，南北陸路交通異常困難，不但羊腸小徑，雜草叢生，遇雨則水鄉澤國，無路可走。加上各地番社盤據，更是不容外人侵入。
康熙44年（1705）鳳山知縣宋永清，論北路統治時，論到當時北部的交通，他說：
「自半線以外，茫然千里，靡有窮極；無稠密之人居，有生番之異類。徑道蜿蜒，必至窮月之力，始通於雞籠（基隆）、淡水；稀疏人跡，勢將藏垢長奸。是羅山（嘉義）為全台鎖鑰，而半線（彰化）又為羅山之鎖鑰也。」（二七五第一輯一冊4頁）
康熙49年（1710）台廈道陳璸，曾形容當時各番盤據情景，說：
「內地人民輸課田地，皆得永為己業，而世守之。各番社自本朝開疆以來，每年既有餉額，則該社尺土皆屬番產，或藝雜籽，或資放牧，或留充鹿場，應任其自為管業。
且各社毗連，各有界址，是番與番不容相越，豈容外來人民侵占。」
所以早期臺灣交通係以海路為主，港口成為交通樞杻。這就是何以荷西、明鄭以至於清朝早期統治臺灣，對西部海岸一帶的統治，會成為跳躍式管理的原因。

康熙36年（1697）《諸羅縣志》曾記載最初設縣情形，說：「當設縣之始，縣治草萊，文武各官僑居佳里興（台南佳里），流移開墾之眾，極遠不過斗六門（斗六）。北路防汛（邊防），至半線牛罵（彰化）而止，皆在縣治200里（約115公里）之內。
而郁永河在《裨海紀遊》描述：「佳里興以北，悉屬平埔番部落，幾無漢人足跡」。
但到康熙43年（1704）《諸羅縣志》卻又記載：「流移開墾之眾，已漸過斗六門以北矣。」（二七四卷七總論）
由於北上者多，造成許多治安問題，清廷責成臺灣兵備道王敏政，採取嚴格的「護番」措施，安撫北部番社，規定：
「凡通事、社棍有朘削者，嚴厲禁之；番車有濫派者重行懲罰。漢人與熟番任意契約，給出番埔番地，卻行開墾時，須先呈請官府，由官方調查現地漢番之利害是非，以定准否，其請得批准者，責令開墾人履行與番民契約條件，依法對官報課陞科，且嚴禁無賴奸宄混入。」（九十三121頁）
且為防止北部流民為亂，該年將諸羅、鳳山設縣以來，未落實的縣署予以落實。過去鳳山雖置縣，但因「土地寥廣，文武職官多僑居府治，至康熙43年，知縣始駐境。
而諸羅亦復如此。「置縣後，以民少番多，距郡遼遠，縣署北路參將營，皆在開化里佳里興，離縣治80里。
這兩縣都是到康熙43年（1704）才奉命，將文武官員全部移歸諸羅山，縣治始定（二七六卷二132頁）。雖已落實縣治，仍擋不住向北開拓的移民潮。
康熙49年（1710）《諸羅縣志》又說：「數年間而流移開墾之眾，又漸過半線大肚溪以北矣！此後流移日多，乃至日南、後壠、竹塹（新竹）、南崁、所在而有。（二七四卷七總論）
為了擋住這股潮流，有人主張開放彰化一帶墾地，但熟知康熙「以番制漢」台廈道陳璸卻對上述主張下達「永行禁止」令，他上書說：「內地人民輸課田地，皆得永為己業，而世守之。
各番社自本朝開疆以來，每年既有餉額，則該社尺土皆屬番產，或藝雜籽，或資放牧，或留充鹿場，應任其自為管業。且各社毗連，各有界址，是番與番不容相越，豈容外來人民侵占。」
為了防止豪強混冒請墾、縣官朦朧給照，陳璸更提出：「應將請墾番地，永行禁止。庶得番保有常業，而無失業之嘆。」
當時嚴格禁止流民私越大甲溪（一九一15頁）仍無效果。
康熙56年（1717）出版之《諸羅縣志》又說：「30年來，附縣開墾者眾，鹿場悉為田，斗六門以下，鹿獐鮮（少）矣！」
對於彰化以北土地的開墾，文中也提出警告說：「今半線（彰化）以至淡水，水泉沃衍，諸港四達，猶玉之在璞也，舟楫來往，亦既知其為玉矣！而雞籠（基隆）為全台北門之鎖龥，淡水為雞籠以南之咽喉，大甲、後壠、竹塹水陸皆有險可據。﹝二七四卷十二）
彰化地位重要，當時以港口為交通樞杻所在，都有被隨時開墾。同時為防備潛伏，在臺灣淡水之中國海盜，康熙49年（1710）終在淡水設分防千總，並增加大甲地區七塘的兵力。但因流移開墾急遽增加，犯罪問題叢生，以致政令巡防不能與之配合，遂發生各種統治上的困難。
《諸羅縣志》又說：「以去縣日遠，聚眾行兇，拒捕奪犯，巧借名目以墾番地，廬番之居，妻番之婦，收番之子。番畏其眾，強為隱忍。相仇無已，勢必搆禍，而大甲以上官兵，初至不習水土；又地方遼闊，塘汛（邊防兵力）寡弱，無事空抱瘴癘之憂，有事莫濟緩急之用。」問題之多，不但難治，且飽受瘴癘之害。

在此情景，康熙53年（1714）新到任諸羅知縣周鐘瑄，說：
「有清革流民，以大甲溪為界之請，前北路參將阮蔡文，又有淡水一汛，七塘官兵應請咨部撒回之議。」（二七四卷十二）因治理困難，故有官員要求強制撤回大甲溪以北流民和官兵，實際上都不可行。
不管當時流民北上開拓情景如何，若比較康熙23年（1684）到康熙32年（1693）臺灣府可耕地面積，就知道已發生了很大變
化，整個臺灣可耕地，其中屬臺灣縣的耕地，從8千5百多甲增加到1萬3百多甲。鳳山縣從5千多甲增加到7千2百甲，而諸羅則從原來的4千8百多甲增加到8千8百多甲。整個臺灣府9年間從原來的1萬2千多甲增加到2萬6千多甲，為原來二倍多，其中以諸羅縣增加最多。

至於竹塹以北地區，其間漢人和流民亦鮮少到，黃叔璥稱：
「自南崁越小嶺，在海岸間行，巨浪捲雪拍轅下，衣袂為溼。至八里分社（台北八里），有江水為阻，即澹水（淡水）也。水廣5、6六里，港口中流有雞心礁，海舶畏之。乘蟒甲（獨木舟）由澹水港入，前望兩山夾峙，曰干豆門（關渡），水道甚隘。

入門，水忽廣漶為大湖，渺無涯涘，行10許里，高山四繞，周廣百餘里，中為平原，惟一溪流水，麻少翁（台北士林）等三社，緣溪而居，甲戌4月，地動（地震）不休，番人佈恐，相率徙走，俄陷為巨浸。
……距今不3年，再指淺處，猶有竹樹梢出水面，3社舊址可識。麻少翁內北投，在礦山左右，毒氣蒸鬱，觸鼻昏悶，諸番常以糖水洗眼，隔干豆門巨港，依山阻海，划蟒甲（獨木舟）以入，地險固，數以睚眦殺漢人，官兵至則竄澹水以北，諸番此最難治。

《福建通志》稱全臺人口共漢丁口「1,6820人」。雖然有人以為滿清腐敗，調查時馬虎其事。事實不然，清朝吏治不只初期被肯定。對於長期叛亂的臺灣人口調查豈可不慎。清朝入主中國為了防止漢人反清復明，不只在清律中對作亂者抄家滅族外，在民間亦實施「保甲連坐法」以便控制漢人行動。
所謂「保甲連坐法」，係以10人為1甲，1人犯罪，10人連罪。為免被拖累，尤其叛國就會彼此監視舉發，避免被連累。清朝實施的連坐法，不只對人，甲與甲間亦實施10甲連坐。此外，因記取明鄭海外為患教訓，連船也採連坐，規定：
「漁船大者與商船一體，取具里鄰族澳甲保結，號烙印，桅上、篷上大書縣分、姓名，船旁深刻字號。其小者，在本省本港各洋面採捕；朝出暮歸，不准在洋過宿。
編10船為1甲，給予門牌懸掛；責令澳甲、房族取具連環保結；1船為匪，9船連坐。均不准鄰縣請照，亦不許將船私自租賣別縣民人。出入概由汛口（海關）挂驗。」（二七一 173頁）
甚至水手也連坐，記載於乾隆2年（1737）「中樞政考」如下：
「乾隆二年，議准過台商船舵水人（水手）等，令原籍州、縣官將各該舵水年貌、鄉貫填明照中；或因有事別雇，就地給單填註，取具船戶，行保甘結，汛口各官驗明放行。台地各官仿照內地設立10家牌，填註實在籍貫、人口確數，並作何生理；遇有事故，一例開除（全部開除）。
每月出具『並無招攬游民』結狀，報名所司察覈。如其違礙，一經發覺，將出結船戶人等，照例治罪。不行實力稽查之方各官，該督、撫查明送到日，照失察偷渡例，分別議處。」（二七一 168頁）
事實上臺灣未入版圖時，清朝採黃梧「剿海五策」實施海禁，不僅將山東、江
、浙江、福建、廣東濱海居民盡遷內地，且將沿海船隻燒燬，並規定片板不許下水。
爾後佔有臺灣，海禁初開，但仍恐怕臺灣淪為反叛基地，不僅不定商、漁船建造則例。對於來往船隻也採嚴格管制，只能載5百石以下，樑頭不足8尺之船。這種小船對橫渡臺灣黑水溝不僅危險，也帶來很多悲劇。直到康熙42年（1703）臺灣政情底定始有造商、漁船則例之公告（二七一166頁）。
公告中不僅規定，公渡商船的建造形式外，對民間小商船建造，也有嚴格限制，不僅建造前須「具呈該州、縣，取供嚴查，確係殷實良民親身出洋船戶。
且須「取具澳甲、里族各長並鄰右當堂畫押保結」始准建造。造完並須「州、縣烙名」，「將船甲字號、名姓於大小船桅及船旁大書深刻，並將船戶年貌、姓名、籍貫及作何生業開填照內，然後給照，以備汛口查驗」。
若有違法如樑頭過限，多帶人數或冒名頂替，汛口文武官員盤查不實，則「商船降3級調用，漁船、小船降2級調用」採嚴厲懲罰措施（二七一166頁）。
故在康熙、雍正和乾隆時期為防海賊，戒護之嚴，說要偷渡也許有，但很困難。雍正時廣州知府藍鼎元，對巡使黃玉圃告知，有少數商船利用水手空缺偷渡（二七七57頁）。
事實上，這些偷渡方式在康熙時，朝廷早已知道，而且偷渡目的都是往呂宋（菲律賓）和爪尼（印尼）等南洋地區而非臺灣。當時朝廷還行文給臺灣，囑咐注意由臺灣轉運南洋各地船隻。最後甚至在康熙56年（1717），完全禁止對南洋貿易。（二七一177頁）

偷渡來臺的困難，可從藍鼎元上書黃玉圃的文章得知。雍正元年（1723）平定朱一貴有功的福建水師提督藍廷珍，因覬覦彰化附近貓霧捒（台中）熟番土地欲盜墾。
由其弟藍鼎元出面向黃玉圃陳情，力陳開闢臺地的重要，以誇大「臺地1年耕，可餘7年食」。倡言開闢臺灣可富沿海諸省。若不開臺，反會引來偷渡。對於康熙採取嚴禁的偷渡政策，他以「厲禁」作詩批評說：
「纍纍何者為？西來偷渡人。銀鐺雜貫索，一隊一酸辛。嗟汝為饑驅，謂茲原隰畇。舟子任無咎，拮拮買要津；寧知是偷渡，登岸禍及身？可恨在舟子，殛死不足云。
汝道經鷺島，稽察司馬門。司馬有印照，一紙為良民。汝愚乃至斯，我欲淚沾巾。哀哉此厲禁，犯者仍頻頻。奸徒畏盤詰，持照竟莫嗔。茲法果息奸，雖冤亦宜勤。如其或未必，寧施法外情。」（二五八下564頁）
為使偷渡合法化，他更主張取消商船出入臺灣掛驗做法（二七七上57頁）。雍正2年（1724）為使盜墾番地合法，他在《與臺廈道吳昌祚論治臺灣事宜書》更大膽陳述彰化霸佔番田的正當性，他說：
「臺（灣）北（部）彰化縣，地多荒蕪，宜令民開墾為田勿致閒曠。前此皆以番地禁民侵耕，今已設縣治，無仍拋荒之理。若云番地則全臺皆取之番，欲還不勝還也。宜先出示令土番自行墾闢，限1年之內盡成田園，不墾者聽民墾耕，照依部例即為業主。或令民貼番納餉，易地開墾，亦兩便之道也。」（二七七上61頁）
由於藍氏兄弟行為及所述事，皆違反清朝治臺「以番制漢」方針，當然不被准許。在無計可施，偷渡又困難下，藍廷珍於是用「兵船」偷渡，但立刻為人查獲。分別為閩浙總督高其倬、署理總督宜兆態、福建巡撫毛文銓、以及臺灣同知王佐梅等，多位官員參奏舉發。
但雍正念及藍廷珍平朱一貴有功，不念其惡僅御批：「聞藍廷珍之操守甚為不足，爾善為勸戒，將朕可惜之處告之，欽此。」（二一二88頁）
全臺最高武官的福建水師提督，用兵船偷渡猶是如此困難，何況一般偷渡，在清初「厲禁」政策下，真正來臺者應該更少。所以臺灣早期居民，主要仍以平埔族為主。
這些平埔族從有史以前，就已在臺江口私自與移民貿易。及至臺灣歸入清朝，直到康熙、雍正時，其間平埔族與移民接觸都已超過百年，尤其南部三縣諸多漢化。明鄭扺抗清兵，還有清初康熙平定吞霄社亂，雍正平定大肚西社，也多徵調他們。
這種現象使得後來許多官員，都誤以為是移民。施琅初抵臺灣，就曾以「以有限之船，渡無限之民，非閱數年，難以報竣。」來形容當時臺灣移民人口的茂盛。等到真正搬遷，才發覺並非如此，移民稀少，不到1年就已搬遷過半。臺灣真正漢人只有「1,6820人」，其中尚包括有「有唐山公，無唐山嬤。」的後代。
不只如此，臺灣卻在三禁政策下反而出現大量的流民，越界開拓北斗門以北番地，使得清朝不得不三令五申禁止，甚至康熙40年（1701）下令專責取締。康熙57年（1718）覺羅滿保奏文：「凡往來臺灣之人，必令地方官給照，方許渡載；單身遊民、無照者，不許偷渡。」
雍正5年（1727），戶部又議覆奏文：「舊例：閩粵人民往臺墾種者，所有妻眷，一概不許攜帶；只許隻身在臺，而全家仍住本籍。」
而當時臺灣依傳統耕作方式，早已人滿為患。平埔族人口壓力，開始成為臺灣社會動盪的要因，雍正8年（1730）5月福建水師提督南澳總兵許良彬，因此上奏請求於平埔族社內設立巡檢司，他奏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