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英九獨栽思維加上弊案,影響馬英九佈局。從犯罪心理學分析,犯罪或持續犯罪者執政,必偏重弊案被揭露的防範佈署。最好的辦法就是獨栽專制。獨栽者把持軍警特,使人不敢揭弊,即使揭弊也能運用司法工具成為無罪。
進一步透過立法院修改法條,監察院成為爪牙機構,未雨綢謬,讓解釋法律的大法官都成為屬下,聽命行事,事先為弊案架構無罪依據。
2015年馬英九涉入巨蛋弊案,被台北市政府以圖利罪移送,發現圖利罪早已在 2011年 11月被修正:「對於非主管或監督之事務,明知違背法令,利用職權機會或身份圖利自己或其他私人之不法利益,因而獲得利益者。」根據新修正的法律,公務員必須獲得利益才能算為圖利罪,
而馬英九與遠雄簽約,建設還在進行,只能算圖利未遂,不能以圖利罪認定,柯文哲不小心中計。
牽涉修法就需立法院。為了掌控立法院,馬英九須控制國民黨,達到以黨管控國會目的。台灣立委固是各地選舉產生,各地選舉不外藍綠陣營攻略,非藍即綠,私下參選者能被選上機會很小,所以政黨推薦成為捷徑。
要得到政黨推薦,須聽話在國會為黨政策護航,最重要是得到黨中央的認同和推舉,黨主席更是提名關鍵。所以馬英九一當選總統,為了掌控國會,一反選前不兼黨主席承諾,立刻要求吳伯雄主席下台,讓自己重返黨主席。
馬英九當選總統掌控行政院,比起台北市政複雜很多。除行政院部門、國營事業以及假公益成立的基金會。龐大組織,除可安插台北市政府移出,馬團隊核心人事,黨務人員,統派戰友及過去組織「319槍擊案真相調查」有功人員,同時還須為連任競選做準備,酬庸有選戰能力的地方派系,招幕財經學者,改善國家經濟。
在此思維,聘請東吳大學校長,也是長期國民黨智庫副董事長,連戰人馬的劉兆玄出來組閣,同時聘請智庫執行長,有財經專長的邱正雄為副院長,組成行政院。
劉兆玄,1943年出生湖南衡陽市,曾以筆名上官鼎寫過多本武俠小說,父親劉國運空軍上將。父親早逝,留下眷舍 2002年改建除自用,曾遭民進黨羅文嘉檢舉,多出眷舍均以低價配售夏灜洲、伍世文、陳體端、姜旭頤、林明哲、李大元、劉鴻鳴、王蘊申、許順泰、萬尚俊、宋大偉、陸小榮、洪文波、張行宇 ....... 等人,故被視為特權之後。
劉兆玄戰後隨雙親移居台灣,留學加拿大取得化學博士,歷任清華及東吳大學校長。1991年清大校長期間,發生歷史所學生廖偉程拜訪史明,籌組《台灣人四百年史》讀書會。
這件學術界極自然的讀書會,想不到引起警總注意,清晨闖進校舍將他帶走,依《懲治判亂條例》求處「死刑」。輿論譁然,劉兆玄以清大校長出面抗議,強硬作風凸顯學術自由、不畏權勢風格曾藯為教育界美談。
劉兆玄內閣較引人注目,不再延續從黨務人才提拔行政官員,馬英九以台北市政府李述德等舊屬,馬英九高中或大學同學沈呂巡、蘇永欽等被稱為「馬友友」親信, 「319槍擊案委員」陳肇敏、王清峰等,馬英九就讀台大時或美國留學,以及參與釣魚台運動的「愛國聯盟」薛香川等親信,混雜以國民黨智庫以及台大學者組成 內閣,表面形象清新,符合人民期待。
事實上,許多閣員品性不良,像財政部長李述德,台北市財政局長任內涉入台北市五大弊案。
馬團隊財經核心,出任經濟部長尹啟銘也是個沒有誠信,油腔滑調小人,2008年選前說台股會上2萬點,7月發現不能,尹啟銘竟說:「上任前說台股上 2萬點,是開玩笑的話。」對於 633等「馬上好」政見,尹啟銘說:「馬上好,不過就是競選口號!」馬英九從台北市長躍進總統府,行政空間更是寬廣。
表面學者治國,實則像薛香川等「愛國聯盟」統派人士,這些人沒有行政歷練,操作中國情節,學歷高自視也高,嚴重族群意識,很容易陷入自以為是的政治判斷偏 離民意,成為拖跨馬政府的內閣。
果然劉兆玄上台不到半年,就因濫發消費券,尹啟銘失言,薛香川則在 2008年美國金融風暴中,台灣成為全世界股市下跌,跌得最兇國家,在立法院被質詢,竟然不思檢討辯稱:「神仙來都不會做得比現在好」。又說:「假如政府沒有拿出對策,股市一定跌得更兇。」
劉兆玄和薛香川在立法院不當說詞,被立委羅淑蕾批評說:「好像人家講的鼻孔長在半空中,眼睛長在頭頂上,活在神仙世界,不是活在人間。」
2008年7月羅淑蕾再度批評馬英九、蕭萬長和劉兆玄三人,忽略人民感受說:「以前人家叫你們『九萬兆』,現在叫你們『馬長瘤』啦!」
劉兆玄治國能力差,屋漏偏逢連夜雨,就在朝野不滿,偏又發生中國毒奶粉事件,恰巧海協會長陳雲林來台,劉兆玄以高於外國元首規格接待,
對中國卑恭曲膝,引起民眾不滿,不准百性拿國旗,警察當眾沒收國旗並折斷,嚴重違反人身安全與言論自由。
卻允許中華統一促進黨,舉著五星旗迎接陳雲林車隊。這些媚中作為更是激怒民眾,包圍陳雲林開會的晶華酒店,警方出動千名鎮暴部隊,終而爆發肢體衝突。
劉兆玄政績差,要求下台呼聲四起,事實上劉兆玄內閣全是馬英九欽點,劉兆玄只是傀儡,俗語說「有功無賞,打破當賠」,劉兆玄雖然貴為行政院長,然而馬英九 需要的並非人才,而是願頂罪的「余文」,這種角色平常應付政務,做「太平官」尚無問題,一旦遇到重大事件,像 2009年八八水災,造成重大傷亡慘劇,劉兆玄卻能無感地外出剪頭髪。
反讓馬英九坐鎮救災中心,不只暴露劉兆玄組閣,其實還是馬英九指揮和操作,所以水災發生,劉兆玄就必須像余文般負責下台。
馬英九總統任內,內閣從劉兆玄、吳敦義、陳沖、江宜樺和毛治國,歷經五位閣魁,這些閣員,除了台北市舊官僚升任,像財政部長李述德、環保署長沈世宏、警政署長王罩鈞。
許多是掛名學者「馬友友」,像教育部長鄭瑞成、交通部長毛治國、經建會主委陳添枝、研考會主委江宜樺。還有國民黨智庫出身的蔡勳雄,愛國聯盟成員薛香川以及統派的朱雲鵬等人,當中還有一個傳說叫「仁社」的神秘團體,運作在馬英九政府當中。
2010年6月自由時報記者歐祥義報導,馬總統就是「仁社」成員,總統府立刻出面否認,說馬總統從來不知道「仁社」,更不曾參與仁社組織。
「仁社」有二說,中國百度認為源起青幫,與恒忠二社並稱青幫三社,為上海警備司令楊虎、黑幫黃金榮老師張仁奎創設,1935年5月上海註冊,社員皆屬外省高官和將領。
另有一說是一次大戰後,九位留美哥倫比亞學生共同組成,其中成員鄧萃英 1949年來台,成為台灣仁社由來。
仁社所以有名不只秘密組織,社員間以特殊手勢分辦身份,而且掌控台灣經濟人脈,台塑王永慶在台發跡,就是與趙廷箴合作結果,趙廷箴利用仁社人脈,以黃金餽贈展開官商關係,才有日後台塑發跡,換言之,這是一個掌控台灣經濟,保護外省權貴在台利益的團體。台灣人如王永慶的台朔集團,如無他們幫忙,也是無法翻身。
仁社自始掌控台灣經濟,這些人馬據說有嚴家淦、尹仲容、陶聲洋、張茲闓、李國鼎、孫運璿、張光世、趙耀東、費驊、錢 純、張繼正、徐立德、錢復、楊世緘、劉兆玄、孫震、蔣彥士、謝森中、徐賢修、黎昌意、李高朝、黃鎮台、張隆盛、邵玉銘、劉泰英、郝龍斌、胡定吾 ....等人。(四五三)
「仁社」這個組織,說得明白一點,是個外省權貴組織,國民黨退居台灣不知檢討,反將自己視為權貴,學習滿清入關將整個中國視為禁臠。國民黨來台亦是如此,自比來台殖民統治台灣,予取予求,視台灣百姓如芻狗,兩蔣白色統治,台灣人不敢吭聲,凡是他們想要的東西必能要到。
許多人以為台灣所以成為亞洲四小龍之首,主要功勞出於蔣經國的十大建設,這是偏差觀念。
台灣的繁榮,不可否認兩蔣貢獻,卻是根植於日本戰前建設,台灣直到目前,不管戶政、地政、台電或水利等基礎設施,都是日治時期留下的建設,國民黨是個紈袴 政權,不懂建設卻愛攬功,以日本建設擁為功勞,靠著洗腦使三○年代以後出生的人,相信台灣的繁榮都是國民黨作為,得以在八○年代讓台灣站上亞洲四小龍之 首。
而國民黨五○年代來台的建設,應該看五十年後,台灣在雙禧年後經濟走向沒落,除了十大建設和新竹科學園區,台灣自豪的經濟,早快就被落後的東南亞國家 趕上。
這群自傲不懂建設的國民黨權貴,為保有殖民剝削地位,居於個人能力有限,知道依靠組織。所以說世上若有「仁社」,必是一個以剝削台灣人為目的權貴組織,若是國家的行政系統委由這樣的集團治理,試問台灣政治豈會有前途。這是媒體將馬英九和金溥聰說是「仁社」成員,總統府立刻出面否認原因。
馬金否認為仁社成員,然而馬英九任命的行政院長劉兆玄、陳沖,毛治國甚至後來成為交通幫代名詞的張家祝、葉框時據說也是仁社出身,曾有媒體人士說出:「幾 年下來,不論管國道、公路、機場、港口、高鐵、和捷運核心人物都出自仁社,這恐怕非福國利民所能解釋了。」(《張家祝求去來自仁社內鬥》二火著,2014 年8月11日)
「仁社」位居政府要津,自然吸引財團,相傳大同林挺生、和桐陳武雄、中橡吳丁凱、台灣石化吳澄清、遠東紡織徐旭東等人後來也入會。2015年1月底報導,擁有香港 TVBS 26%股權的王雪紅,以利茂、德恩和連信宗三家公司代表人費宗浩,經由TVBS總經理張孝威,也是費宗浩表兄弟出面買下香港 TVBS53%股權,使TVBS成為王雪紅可操控媒體。王雪紅與費宗浩關係,可回朔到王永慶與仁社趙廷箴、費驊關係,都說明「仁社」在台灣掌控台灣經濟的無形地位。
馬英九的行政部署有意弱化國民黨。原因是馬英九市長任內,涉及多起弊案,雖不為人知,自己心知肚明,防範未然,就需改變兩蔣「以黨領政」政治體制,國民黨 來台七十多年雖是陳腐,人才卻是濟集,特別講究倫理,絕非主席可以為所欲為,在滿足個人野心及掩護弊案,知道的人愈少愈好,故排除黨部參與,成為馬英九的 行政安排。
行政院掌握全國資源,不只行政權也影響民間企業發展。馬英九第一任總統有連任壓力,行政作為不敢造次,只透過行政院經營軍警特和司法干預。等到連任,已無約束。行政院如同缷用,院長只能以傀儡形容。

The myth of Chiang regime's Economic Miracle does not hold. Our island only recovered 1937 per capita income in 1967, meaning 30 years of lost opportunity cost. The high rate of economic growth 1954-1997 is more attributable to 1) access to the largest world market, North America, previous denied due to protectionism and 2) lack of competition from 30+ billions in the former Communist and Third Worl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