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政隆的新台灣史

荷蘭時期移民在臺者不多，統計1640年的人頭稅，得知有移民3,560人。事實上，當時短期來臺貿易的人士增多，且移民多採春耕秋回的方式耕作，荷蘭人皆以較高的關稅抽稅。而在這一年，菲律賓因華人抗議西班牙重稅起而反抗，遭屠殺者有2萬多人，有一小部份逃來臺灣。
1648年中國發生戰爭，不只中台貿易減少，而移民逃來台者更多。當年9月15日荷蘭商館日誌記載：
「據大員的長官和評議會的信函，自中國輸入的貨品極少，逃出的中國移民甚多，已超過了七千人，故糧食尤其米糧頗感缺乏。（二五九 423頁）
而陳紹馨著《臺灣通志稿》，其中人民志也談到荷據時期臺灣人口，說：「1648年，因大陸戰亂連綿，饑饉游臻，臺灣漢人驟增為2萬人，皆從事農業；但因多人驟然入臺，極難安插；故再回大陸，亦屬自然。」據說，饑荒一結束，就有八千多人回歸中國（二五九 423頁）。
臺灣從1644年起，開始限制移民來臺，在南、北及東部會議，不只要求各部落驅逐移民。1645年更禁止移民前往北部地區。1646年，荷蘭商館日誌中記載：「中國人來到臺灣愈多，我們將很難保持該島為自已的領土。（二五九 415頁）
荷蘭人開始對移民設防，便在赤崁南方，以集中營管理方式，設殖民區從事開墾。因荷蘭人不歡迎移民前來，加上糧米不足，所以許多移民只好被迫返回中國。而遺留在臺的這些移民，不幸又在1652年遇到反抗荷蘭的郭懷一事件。
由於荷蘭以少數人治理臺灣，引起當地移民垂涎，於是發生了郭懷一起義事件。
郭懷一（Gouqua Fayet），原為居住荷蘭阿姆斯特丹波迪（Perdel）華人，受荷蘭開墾殖民地邀請，來台在赤崁南方，二層溪南岸招移民開墾，積資成富，移民都擁護他稱之為頭人。他因覬覦荷蘭守兵少，當時居住赤崁一帶的華人有4、5千人，若能起而代之，應為可行。
遂於9月初邀其黨羽，計劃於9月17日中秋夜，邀請臺灣長官富爾保（Nicholas Verburgh）及達官顯商賞月，利用酒足飯飽之際，再佯裝送彼等回熱蘭遮城，乘機入城起義，從而奪取該城，成為臺灣統治者。
不料，這計劃因其弟郭保宇（Pouw）密告為荷人知曉，9月7日中午派人調查，發現移民皆已備妥竹槍、農具、步槍等武器，準備起義。荷蘭人獲得該情報後，立即驅使婦女、小孩避難城內。
而郭懷一也被迫於該晚起義。這次起義雖也攻陷普羅民遮。可惜，後來荷蘭隊長丹克（N.Danker）從熱蘭遮城，率領120名步槍兵來援。並徵調附近4社平埔族2千多人。加上郭懷一不知用兵又不聽部將忠告，於荷蘭涉海來援時，殲滅彼等於海上。
及至陸地，又不敵其強大火力，終而失敗。此次起義引來荷人很大殘害，不僅郭懷一的部下被消滅，由於荷蘭人從俘擄口中，得知有鄭成功內應，許多移民也被波及，誅殺人數多達3、4千人（十一第3册121頁）。王必昌在《重修臺灣縣志》形容這次的屠殺，說：「漢人在臺者，遭屠殆盡。」
臺灣移民人口
在臺以農為業的移民，不幸又在1653年遭遇瘟疫。1654年5月到8月又遇蝗害，據傳餓死者8千多人（二五九460頁）。可以說在荷蘭統治晚期，自外而來臺灣的移民仍是不多。
1660年曾隨荷蘭艦隊來臺協助臺灣守兵，防守鄭成功攻臺時的部將赫伯特（Alberecht Herpot）所著作的《臺灣旅行記》曾記載臺灣當時的情況說：
「臺灣島自南到北約200哩（每里576公尺），自東至西約50哩。島上有許多不知名的高山，山中居民也不知名。
該島土地肥沃，其周圍平原中除土人外也有幾千中國人居住。中國人因常與滿清人戰爭為滿清人所逐，來臺灣避難，不得不向荷蘭人的東印度公司納稅，他們很勤勞，長於耕種。」（二五九477頁）

這是從東印度公司繳納的「人頭稅」，就可查知移民人數的原因。
臺灣最後一任長官揆一（Presentibus Cm-nibus別號 Coyett），在所著《被遺誤之臺灣》則稱：「有許多中國人因戰爭而移住臺灣，在臺灣設立了一個殖民區，除婦孺外人數有2萬5千人之多。」
專設殖民區，是1645年禁止華人到各部落而有的政策，至於報導的移民人數，有人批評係揆一為失臺卸責，所以浮報臺灣移民人數。
鄭成功吏官阮旻錫，著《海上見聞錄》亦記載攻臺前的臺灣：
「正月，賜姓（鄭成功）議取臺灣，其地在東南海中，延亘數千里，土番雜處。天啟年間，歐羅巴（歐州）紅夷佔居之，於港口築城，與中國、日本、廣南貿易。海邊平民流寓者，種蔗煮糖為業，殆數千戶。時紅夷亦恐海上動兵，故於庚子（1660）春，復遣通事舍人何斌及其酋長再來議貢。」
康熙24年（1685）出版的《東吟社序》為自稱為壬寅，永曆16年（1661）被颱風飃來臺灣的明朝遺臣，太僕少卿沈光文所著，他形容來臺漢人不及千戶。
這些資料都是身臨其境的第一手資料。由這些資料可知，當時臺灣移民的人數不多。

荷蘭據臺前，臺灣本是日本人和旅日華僑，與中國商賈等，會同交易的場所，其中最大勢力為李旦。明天啟4年初（1624）派其義子，由日本來臺擔任通譯。次年，李旦病逝日本平戶，臺海霸權幾乎落入，亦官亦盜福建把總俞咨臯手中。
鄭芝龍開始召集李旦舊屬，迨至天啟7年（1627）擁船700艘，並攻打俞咨臯所據的廈門。並以俞咨臯經驗，自願就撫於明朝，發展亦官亦盜的海上勢力，當時明朝又禁止漳州人販海，故鄭芝龍成為據臺荷人，必與之貿易對象。
荷蘭人於是利用邀請鄭芝龍，參觀荷艦機會，脅迫與之簽訂「自由貿易協議」。雙方約定每年互相提供所需生絲、砂糖和胡椒等物。
但此貿易，後來卻為鄭芝龍叛反部屬李魁奇破壞。鄭芝龍戰敗，而李魁奇對荷蘭人索貨高價，逼得荷蘭人於崇禎3年（1630）回頭與鄭芝龍另一叛反部屬鍾斌合作，打敗李魁奇。
而鍾斌所訂的貿易協定，又不為荷蘭人滿意。不久，鍾斌又為鄭芝龍所敗。於是開始彼此間短暫的貿易。不料不久，明朝又有山寇鍾凌秀、海盜劉香等崛起，使明朝於崇禎5年（1632）又頒佈「禁海令」。
鄭芝龍因此無法與之貿易，引起荷蘭人不滿，開始巡弋中國沿海，採取海盜式報復手段。崇禎6年（1633），臺灣長官布德曼（Putmans）結合海盜劉香攻打廈門，不料卻為鄭芝龍所敗。
劉香南竄，布德曼逃回臺灣，準備再次征戰時，由於鄭芝龍派人來臺提議媾和，加上大員（安平）建設日佳，中國商船駛入大員者多，取代荷蘭人原須駛向廈門貿易的需要。加上明朝堅決海禁的意念，逐漸為荷人所理解。
所以劉香再來邀約，前往攻打廈門時，為荷蘭人婉拒。不料劉香因而不滿，反佔打狗（高雄）並攻熱蘭遮城，但為荷人所敗而離去。此事件使荷蘭人覺悟到，培養中國海盜的不智，於是專心經營以大員為主的海外貿易。
崇禎8年（1635），鄭芝龍滅劉香後，成為臺海最大霸權，開始與荷蘭人交易，互相約定保護掛有對方旗幟的船隻。鄭芝龍因此控制了中國對外貿易，也私自課徵進出口稅。
崇禎11年（1638），明朝又採傳元初的建議，開放海禁，臺海貿易突然興盛，其貿易的景況，一度曾使荷蘭資金的調度產生因難，由此可知，當時貿易之興盛。
臺海貿易的內容，主要是日本與歐州運來的銀，以及南洋運來的香料等銷往中國。而中國生產的生絲、瓷器和黃金，則反向運往日本和南洋。
加上臺灣自產的鹿皮和砂糖運往日本，而制造火藥的琉璜，則銷往一些戰亂的地區，如中國和柬埔塞等國家。
這些都帶來荷蘭人巨大的利益。
直到崇禎12年（1639）日本幕府禁止天主教，也禁止信奉天主教的葡萄牙船到日本，並鼓勵日本船與中國直接貿易，這些都曾損及以基督教為信仰，當時臺灣荷蘭人的部份貿易。
不久，中國內戰急轉直下，隆武2年（1646）鄭芝龍降清，繼起的鄭成功成為反清力量，為維持其龐大軍餉，更需以強大力量維持臺海的安全，並壟斷所有中國對外貿易。
故以廈門為據點，開始與臺灣、巴達維亞（印尼）、日本、暹羅（泰國）、廣南（越南）和馬尼拉（菲律賓）直接貿易。
由於鄭成功採直接貿易方式，很容易與荷蘭人產生貿易衝突，永曆10年（1656）荷蘭因拒絕鄭成功，制栽馬尼拉所下的禁令，同時也遭制栽。
直到永曆12年（1658）臺灣長官揆一（Frederick Coyet）派通譯何斌，向鄭成功保證，不再妨害鄭成功船隻在東南亞的航行，雙方才開始復航貿易，使該年荷蘭收入大為增加。
可惜好景不常，不久後，鄭成功北伐失敗，在中國大陸附近急忙尋找反攻的腹地，富有的臺灣遂成為目標，造成荷蘭人所以離臺的主要原因。

荷蘭人來臺，完全是明朝的懦弱造成，雖說荷蘭人起初很不情願來臺，然而到臺後才發覺臺灣其實是個寶島，不只土地肥沃，而且居住在地的平埔族，非常善良且有能力。
1627年來臺的甘迪士牧師，就曾如此評論他們：「他們有良好的能力，但不識字，且迷信於牢固的傳統和習慣，但這傳統和習慣，此後六十年將發生很多變化，政府無需顧慮。」（九五17頁）
而荷蘭政府，也善知利用臺灣資源。1641年，從臺灣的收入，便足以應付所有陸上和海上開支。而海上開支除臺灣警備，各港路交通運輸外，甚至包括攔阻中國船，直接至馬尼拉通商，所需大小船的各種費用。扣除以上費用，尚餘有16,500古丁（約4千6百多兩）。
而且每年獲利向上礬升，到1657年時，則獲利達20萬古丁（約5萬6千兩）。這麼龐大的利益，的確很容易引起覬覦，尤其是海盜出身的鄭成功，1661年攻臺前夕，曾以此言勸慰部屬說：「臺灣田園萬頃，沃野千里，餉稅數10萬，造船制器吾民麟集，所優為者，近為紅夷占據，城中夷夥不上千人，攻之可垂手得者」。
自郭懷一事件後，臺灣內部，早已盛傳鄭成功攻臺一事，尤其1655年9月，鄭成功因商船在巴達維亞受阻，而荷蘭人又拒絕遵守鄭成功禁止臺灣的中國人與馬尼拉貿易的禁令。故鄭成功於次年9月起，一整年間禁止中國船隻來臺，這舉止更使攻臺之說甚囂塵上。
為此，後來鄭成功致書巴達維亞總督，除責備彼等對移民殘忍外，並以「或許鑒於吾方禁止大員貿易，以為吾方有攻大員之伏意，其實如此蔓爾小海島，對吾既無利可言，自未曾加以考慮。（十一第3冊160頁）。
當時，鄭成功正致力與清廷和議，自無暇顧及臺灣情事。但後來北伐，在金陵一役失敗後，鄭成功回金廈，聽從臺灣通事何斌建議，於1661年5月攻臺。
本以為水淺，鄭成功攻臺不易的荷蘭人，不料鹿耳門海水突然漲潮，使鄭成功大小船隻因此順利攻入大員，荷蘭隊長拔鬼仔（Thomas Pedel）戰死，荷蘭並派使者出示過去荷蘭與其父鄭芝龍簽定之協議，責其背信出兵。
而鄭成功以不知有該協議堅持攻臺。普羅民遮城於攻臺四日後，因缺水及彈藥首先投降，而熱蘭遮城則升血旗繼續抵抗，鄭成功久攻不下，最後決定以圍城代替攻打。且為籌糧餉，開始給予士兵農具，分散至各地實施屯兵。
8月12日，荷蘭艦隊司令柯烏（Jacob Caeuw）率軍艦7、8艘及士兵700多人來援，可惜遇颱風，不得已駛至澎湖避風，迄9月9日方抵臺灣，激戰結果，荷蘭損失船2艘，短艇3艘，人員100多人。
於是決定不主動攻擊，以海上航行方式攔截鄭成功運米穀船，但仍失敗。10月14日，鄭成功24艘運米穀帆船照舊駛進鹿耳門。荷蘭攔截米穀船既失敗，而鄭成功軍隊糧餉已足，已註定荷蘭人失敗的命運，熱蘭遮城被據，奮戰8個月終至投降。
1662年2月1日，鄭成功接受荷蘭人18條協議，鄭成功同意，除歸還已遭擄獲的荷蘭船隻、人員外，返回巴達維亞的自衛火藥、食物以及私人的珠寶財物，悉聽其載去。其餘屬公家的倉庫、銀兩、帳冊及火藥等須全部繳出，至此結束荷蘭在臺38年的統治。

西元1571年，西班牙佔領菲律賓的呂宋島後，就一再想要謀取臺灣，以為東洋貿易霸權的建立，所以荷蘭人一佔領南臺灣。
1626年5月就以保護日本和呂宋島間的貿易為名，在瓦爾多思提督（Autonio Carenodo Valaes）的指揮下佔據基隆，在社寮島建築「聖救主城」（Ssn Salvodop）。
1629年7月，開始於淡水建築俗稱「紅毛城」的聖多明哥城（San Domingo），與聖救主城，三個地方互為犄角。
聖多明哥城建築完成後，遂成為西班牙在臺灣的行政管理中心，開始修建基隆、淡水間的道路，在各處設置學校，以教育當地土著及華人，並廣置宣教師開始佈教，專心努力於教化工作，積極建設北部臺灣。
1632年西班牙佔領蘇澳取名為「哈仔蘭」。隔年，西班牙傳教士並傳教至竹塹，即今新竹縣一帶。

西班牙佔領北臺灣，主要著眼於對日、中的貿易保護，對臺灣領土，没有佔領野心，所以與荷蘭人不同的是，其對原住民的教化，完全出自宣教士的理想。
原來16世紀末、17世紀初，西班牙國王菲力普2世與3世在位時，皆以向異教地區傳天主教為神聖使命，民間亦尾隨此信念，以「我的宗教，我的祖國，我的國王。」為信條，進出於許多未開化地區，並視殉教為光榮。
正巧，日本16世紀末天主教初傳到日本，到17紀初即擁有70多萬名信徒，勢力浩大，危及當時的幕府政權，乃於1613年底頒佈「傳教士驅逐令」，開始大規模的迫害天主教徒。
並從1614年頒佈「鎖國令」，到1635年處刑當時的天主教徒，而不願背離教會，被處刑的就有28萬多人。
正在日本如火如荼，迫害天主教的時候，更激起西班牙傳教士「殉教」的熱忱，於是結合著經商貿易與傳教兩個目的，西班牙人來到臺灣。
1626年5月，西班牙人征臺時，即有多明我會神父馬丁尼（Bartolome Martinez）等4名傳教士隨行來臺，並在社寮島（基隆和平島），建築臺灣有史以來第1座教堂「諸聖堂」（Todos Los samtos），並開始學習當地語言，以極度克苦忍耐的決心，向當地居民傳教，翌年，即獲當地居民認同，有數人主動受洗入教。
1627年夏，馬丁尼神父又趕往馬尼拉參加管區會議，建議設置臺灣教區，並獲通過。回臺後，又在社寮島對岸，有中國移民居住的有中國移民居住的巴里安（Parian，今基隆市八尺門附近），建一教堂專向中國移民宣教。
像馬丁尼神父等的西班牙宣教士，都是抱著赴日殉教精神來臺，極有愛心又克苦耐勞，曾狠狠被社寮島居民修理猶無怨言，終取得當地居民的信任。
不久間，社寮島一帶傳教的速度極快，許多居民陸續信教。可惜，這樣有愛心的神父，卻於1628年隨軍經略淡水，準備向當地居民傳教。
不料於1629年年，聞知荷人準備來襲淡水，急欲乘船回基隆通報，卻溺死於海上。
馬神父在臺宣教的成績，1630年馬尼拉總督報告西班牙國王說：「三年傳教，只在基隆一處，受洗禮者有300人。
1630年，準備赴日傳教的愛斯基委神父（Jacinto Esquivel）抵臺。
他向住在臺北縣金山鄉附近的金包里社，及住基隆七堵附近的馬武里社二社居民宣教，當時二社素稱強悍且互相殘殺，為謀取和平，愛神父乃冒險進入金包里社內，施行教化，以極大愛心感化金包里人，終取得金包里同意，願與馬武里社盡釋前嫌，雙方言歸於好。
於是愛神父也於馬武里社傳教。當時，正巧巴里安漢人教堂為颱風所毀，就移其建材於金包里，建立「聖若翰」教堂。然後，又於馬武里社再建馬武里教堂，兩地信徒600餘人。

當時，淡水八里坌一帶，原住民西那社（Senar），亦以兇狠剽悍著稱，1628年由於西班牙士兵八人在此遇害，於是西班牙起兵攻佔淡水時，西那社人悉數逃入關渡和北投山中，採游擊戰，不願就撫。
而愛神父又在此冒險的情況下，不採基隆西班牙守將的勸阻，毅然深入山區，撫慰西那社人，其愛心深得西那社人的敬佩，在其勸說下，悉數出山，遷回原社居住。
並建教堂「玫瑰聖母城」，聽說建堂完成之日，除由淡水西班牙指揮古士曼（Luis Ole Guzman），贈送軍中供奉的聖像至教堂外，當日正巧豪雨，他們背著十字架，跪爬入教堂安放，而西那社人在豪雨中分跪在教堂兩旁，由此可見其信教之虔，愛神父教化之深切。由於受此影響，整個關渡附近的原住民，悉數得以教化。
為了在淡水傳教，愛神父努力學習當地語言編著《淡水語辭彙》，並以淡水語編譯「教理書」。
他除在北投宣教外，大龍峒一帶居民也遣人來要求施教，因是西人之淡水河交通，因而暢行無阻。
1632年愛神父又創設馬尼拉慈善友會於基隆，做為救濟當地貧困異教徒用。同時期冀在當地培養傳教士，並負起中國和日本的傳教責任，又設立學校，名叫「學林」，以教育在基隆附近的漢人和日人移民為目標，課程內容有教理、拉丁語、藝術及神學等課。
愛神父在臺灣傳教的偉大作為，卻始終擋不住他欲往日本傳教的熱忱。終於在1633年，忽然徵得一條回航日船的同意，在來不及告別下即匆匆潛往日本。
但因日本幕府迫害天主教徒甚大，怕被牽連致罪的日船，只得在海上殺害愛神父並為滅跡，將之斬成肉醬拋棄海上。一代偉大傳教士，就如此息掉世上勞苦，歸入主懷。

繼任者華愛士神父（Francisco Vaez）及西勉士修士（Audres Ximenez），也都是宣教偉人。華神父用心的調解，久有宿怨的西那社與北投社（北投），最後徵得兩社同意合好，於是傳教於兩社之間。
1633年，由於華神父深具愛心卻需於二社間奔波，不能全時間奉獻於西那社，因此，激起西那社人不能獨享的妒恨而興起殺害之意。
於是在華神父需離開西那社前往北投社時，熱情的款待後，於中途埋伏族人，以亂箭將之殺害。華神父死時至被發現，已歷時半個月，據說身中300多隻箭，可見西那人愛恨之深。
1633年基洛斯神父（Teooloro Quiros de la Madre Dios）來臺，他巡教於臺北縣新莊鎮一帶的武勞灣社（Pulaquan）、臺北市大龍峒一帶的卡馬古社（Camaco）、臺北市大稻埕一帶的毛白社（Maupe），臺北縣八里分土的巴里窟社等，自古以來為凱達格蘭平埔族人住的諸社之間。
同時也遠到臺北縣貢寮鄉一帶的三貂角，以及宜蘭境內的蛤仔蘭等地區傳教。1633年在三貂角建聖多我明教堂，自任司鐸，1634年於蛤仔蘭建聖老楞佐教堂。然後，又遠到蘇澳去建教堂及司鐸住宅。
基洛斯總計在臺10年，除繼續愛神父，華神父等未竟之傳教事業外，也注重神學教育工作，曾繼愛神父之後，重建學林，培養中、日傳教士，但結果如何，惜未有資料不能詳述。
而對傳教成果，卻曾有報告說他在淡水地區8天就有320人受洗，在三貂角5天就有141人受洗。即使是以剽悍出名的蛤仔蘭地區，8天之內就有186個六歲以下兒童受洗。可見當時教化的情景。
1636年，西班牙在臺的宣教事業，亦起很大的變化，原來西班牙傳教士來到臺灣，並不是以臺灣傳教為目的，乃以臺灣是往中國傳教，或日本傳教的踏板，故沒有久留的打算。
而西班牙傳教也不像荷蘭人那般，有長久殖民經營的打算，所以在宣教組織上，目標上就不固定，對於當地土著的教化和管理，也無專責機構，或配合的行政人員加以處理。
而且，這些傳教士來臺之前，都抱有「殉教」的決心，所以經常深入西班牙軍隊勢力無法抵達的蠻荒區，以他們的決心和愛心感化當地居民。
所以說，迄1636年為止，西班牙在臺只有10年，但其教化成績卻是十分輝煌的。

但1636年以後，情況就不同了。
西班牙到臺灣的主要目的是貿易，1624年西班牙在泰國與日本發生貿易摩擦並交戰，其間的貿易自然減少。
而與中國的貿易，也因控制閩、粵沿海一帶的鄭芝龍，發佈禁令，故中國船極少來臺，貿易額遽降，使得原本來臺的貿易目的不見，加上日本實施鎖國，傳教士到日本的希望破滅，到中國情況也是如此。
1641年菲律賓發生明多羅島（Mindoro）回教判亂事件，西班牙總督覺得有必要集中火力對付，因此開始抽調臺灣部隊回菲，因殺害華神父等，被驅出的西那社人乘機潛入，破壞淡水砲臺，並焚毀沿岸教堂，神父被迫利用夜間傳教。
自此以後，西人傳教士鮮少來臺，其傳教範圍也無擴大。直到1642年臺灣北部落入荷蘭人之手，其俘虜中只有神父5人，修士1人，可見自1636年後傳教效果逐漸不彰。
總之，西班牙人在臺17年，貿易上的成就，並無成果，但傳教上卻是可歌可泣的，不似一般批評的只是殖民政教的產物。
這些神父拋頭顱灑熱血，絕對是可佩的，也因為他們的犧牲，使得整個北部地區信教者多。北投及大龍峒一帶的首領，甚至也以「西班牙之子」自稱。
1662年8月，多明我會義大利籍傳教士李科羅神父（Victorio Ricci），奉鄭成功命令前往馬尼拉招諭，歸途遇颱漂流至基隆海邊。
當時自山中有許多操華語、西班牙語的原住民，向其謂彼係教徒，並出示所帶珠數，十字架與聖像等，跪伏在李神父腳前，訴說他們甚盼傳教士的到來。
李神父為他們講道，並以教理測驗為之受洗，至離去時，他們神情極為激昂，準備糧食，請其永住。
但李神父因在中國傳教工作未能中斷，不得已揮淚離別，由此可見西班牙人傳教的用心。

明鄭治台，統計從明永曆16年（1661）到永曆37年（1683）總計23年。鄭成功雖是海盜出身，但對明朝之盡忠卻是史所公認。
鄭成功原名森，字福松。天啟4年（1624）生於日本長崎附近的平戶。其父鄭芝龍福建南安人，原為海寇李旦部屬，與顏思齊為伍居住日本期間，娶日人田川氏為妻，後謀在日叛藩不成亡命海上。
天啟年間成為中國東南沿海最大海寇，受明朝招降，官拜守備加遊擊，又續剿滅李魁奇、鍾斌、劉香等海盜有功，崇禎17年（1644）封為南安伯。時值滿清入關攻入北京，明思宗自縊而死。
滿清在北京即位，稱為世祖，順治元年（1644）。是年，弘光帝即位南京，不幸次年又被攻城而亡。
不得已，明朝遺臣等只好共奉唐王朱聿鍵在福州即位，改元隆武元年（1645）。由於地處鄭芝龍勢力範圍，朝廷對之倚重更深，故除對其部屬授官封爵外，封鄭芝龍為平伯公，其子亦賜姓「國姓」朱，改名成功，以為攏絡。
次年，又將鄭成功晉升為忠孝伯，官拜「招討大將軍」。雖然明隆武帝對鄭芝龍如此倚重，但鄭芝龍卻仍接受清朝招降，故意將其部隊撤出福建，好讓清軍入福州，讓明隆武帝被囚，關在福州絕食而死。
由於鄭芝龍降清，未率部隊前來，引來清兵懷疑，致遭扣押後送北京。而鄭成功母親，卻在清兵南下時，不堪受辱自殺而亡。
就在鄭芝龍決定降清時，為鄭成功以「父教子忠，不聞以貳。為理由拒絕。
明永曆元年（1647）鄭成功因此屯兵鼓浪嶼。明永曆4年（1650）殺其族兄定遠侯鄭聯，驅逐鄭彩，奪取金門、廈門兩地，開始以金廈為反清復明的根據地。
在父降母死情況下，鄭成功決定抗清到底，以國姓爺招討大將軍名義號召舊屬，從永曆4年到永曆14年（1650～1660），以金門、廈門為基地，在泉州、潮州、漳州一帶建立勢力，並奉廣州即位的明永曆為帝。
永曆12年（1658），由於其功勳，被加封為延平郡王，賜尚方寶劍，以便宜行事。為了反清復明鄭成功二次出兵北伐，可惜未成功。
尤其是永曆13年（1659）進攻南京時，金陵一役因輕敵，吃了致命的敗戰，鄭氏深知在中國無立足之地。適值福建大旱，在軍餉嚴重不足下，恰好有荷蘭通譯何斌投誠向其訴說：
「臺灣沃野千里，四通外洋，橫絕大海，足與中國抗衡。土番受紅夷欺凌，每欲反噬；以天威臨之，如猛虎逐羊群也。其得地（得其地）足以廣國，取其地足以餉兵，進戰退守勿踰於此。」遊說其攻台並自願任嚮導。
何斌本為居住臺灣的「頭人」，父子兩代不僅在臺從事東南亞、日本間貿易，也替荷蘭人包辦徵稅事宜，深為荷蘭人倚重，後來成為荷蘭人與鄭成功之間的貿易橋樑。
1655年突因私吞中國帆船，應納給荷蘭政府之輸出稅額，遭公司解僱，剝奪其徵稅包辦權，並課以罰款。因此離臺投奔鄭成功，力勸攻臺（十一212頁）。
鄭成功當時有意攻打呂宋（二六一附註3），但因缺糧甚急。經何斌一再遊說，最後採其建議。於永曆14年（1660）二次攻台，都因荷蘭人警覺而失敗。
最後採欺敵方法，利用臺灣派人來訪機會修書臺灣長官，謂無意開啟戰事。
臺灣雖在滿天攻臺謠言中，荷蘭艦隊司令范德來恩（Joan Vander Laen）卻信其言，不顧臺灣長官警告，於永曆15年（1661）2月率領艦隊及士兵離臺，準備伺機轉攻澳門，謀取與中國貿易的機會。
鄭成功攻台
鄭成功見機會成熟，遂於4月1日親率1萬7千名士兵，分乘百餘艘船，從澎湖來到臺南，在鹿耳門北線尾，和加老灣之間登陸，不久即攻下赤崁樓，並包圍熱蘭遮城。
至永曆16年（1662）2月圍城10個月，荷蘭人遂降。明鄭總共據臺23年，從永曆16年（1661），直到永曆37年（1683），歷經鄭成功、鄭經、鄭克塽等3代，最後亡於原為鄭成功部屬但叛反的清將施琅手中。
鄭成功據臺主要目的，即是尋求糧餉，做為反清復明的根據地，而無久留整治的決心。雖然鄭成功據臺初期，曾制定寓兵於農的政策。
然其內容乃為解決初抵臺灣，糧食供應不足，且為屯糧以備「光復」中國戰備之用。可惜鄭成功據臺不久，就因清廷為報復他而採用降將黃梧的「平海政策」。黃梧向清朝獻策：
「金廈兩島彈丸之地，得延今日而尤能抗拒者，實由沿海民走險，諸物無不接濟。若設使海民盡徙內地，設立邊界，布置防守，不攻自破也。……且將沿海船隻燒燬，寸板不許下水。
溪河豎樁柵，貨物不許越界。違者死無赦。如此半載，船無修葺，糧草不繼，自然瓦解，此所謂不用戰而坐看其死也。」
結果清朝採其建議，將沿海一帶，自山東以下至閩粵，沿海居民俱內遷30里。使沿海居民，生靈塗炭。並使一向靠海謀生，鄭成功部隊，遭受重大的經濟打擊。
永曆15年（1661）11月鄭芝龍雖降，清朝卻以與鄭成功暗通書信殺害鄭芝龍並累及家屬，掘其祖墳。
加上留守金、廈的鄭成功之子鄭經，私通四弟乳母陳氏私生一子，被治軍嚴法的鄭成功下令治死，並罪及管教不嚴鄭經的母親董夫人，卻遭金、廈等守將抗命僅殺其孫及陳氏。擄捉傳令的武衛周全斌，且禁糧船來臺，雙方音訊因而斷絕。
此外，原為鄭成功貿易重鎮的呂宋，竟因永曆16年（1662）鄭成功致書西班牙，勸其等能以荷蘭人為鑑，「每年俯首朝貢」來降。
這個舉措卻引起西班牙恐慌，一面回信以「無理、粗魯、膚淺」相責外，並以「閣下生命短暫，智力有限」反唇相譏。
又唯恐類似臺灣，漢人反叛事件重演，竟驅逐呂宋非天主教華人，引起動亂後並通誅殺華人數萬，其中包括鄭成功許多部屬，並斷絕其間的貿易，使鄭成功困難的經濟再受打擊。
最不幸的則是該年4月，又聞明永曆帝因西南兵敗逃至緬甸，後為緬甸酋長出賣，被執至雲南，為吳三桂所弒。消息傳來朝野哀痛。加上臺灣初闢困難重重，病疫流行及糧食不繼，不利的局勢更是雪上加霜。
這些不幸消息接踵而來打擊鄭成功頗大，最後積鬱成疾，加上水土不服，永曆16年（1662）6月，終於一病不起病逝臺灣，得年39歲。

鄭成功抗清所以失敗，原因很多。部隊多海盜，殘酷成性。西班牙宣教士康貝斯（Padre Francisco Conbes）於1667年在《國姓爺之招諭呂宋》一文中如此批評他說：
「1644年，他年僅21歲，卻已開始獲得勢力，將人口眾多的中國沿岸各城鎮，悉以掠奪破壞。使他成為海上絕對霸主，在中國幾乎有『帖木耳』重來之稱呼。
但他殘忍已極，任一己之怒，所殺者逾三百萬人云云。他對眾人雖有殘忍行為，但他們卻都悉數服從他，並共同喜獲掠奪之利益。因其國民常受此最有力之佳餌所動，致盲目去冒其最大之危險。」（十一411頁）
而為統領這些過去為海盜的部隊，則必有嚴明的軍律。鄭成功治軍甚嚴，稍有犯錯即使至親，斬殺亦所不惜。
像明永曆5年（1651）因奉王命南下，企圖與西南抗清部隊會師廣州。其三位叔叔趁鄭成功不在，顧念鄭芝龍舊情讓清兵進廈門，劫走鄭成功家產及黃金90萬兩。
鄭成功歸來後，憤而殺其叔鄭芝莞，鄭鴻逵雖有兵權但不願與鄭成功為敵，散兵艦為商漁船，自己逃身至白沙。
而鄭芝豹也於不久後因勸鄭成功釋放施琅不成後，觀察到其殘酷本性因而降清。鄭成功此種嚴法作為，在國家興亡之際雖有必要。但他操之過嚴，致使許多優秀部下，因而降清。史學家朱逷先曾為此批評說：
「追溯成功賜姓之由，全由（其叔鄭）鴻逵擁戴昭宗所致；芝龍投降，欲挾成功見清貝勒博洛，鴻逵陰縱之入海（私縱入海）。至昭宗時，成功南下（會師）勤王，鴻逵亦出兵相助。
觀其與芝龍書（書信），眷念舊恩，不貪新榮，（遣）散兵艦為商漁，白沙以弢晦（韜晦意為退休），書中迴護成功，沒齒無怨。而成功則以家產之喪亡，殺芝莞以洩恨。
鴻逵逃身白沙，幸而免戮（被殺），忘大德而不赦小過，此施琅、黃梧（等）輩所以寧反面事仇也。……及至黃梧獻平海五策，於是芝龍被殺，祖墳被掘，內地絕其商販，沿海遷其居民。
於是大軍之給養已絕，不得不退闢臺灣，鬱怒之餘，致病肝急，以致濫用權威，人多思叛。至欲以小過，殺其子經及妻董氏，骨肉且不能相容，而何況乎他人，於是眾叛親離，反以自戕其身。
成功英年得志，局量末弘（寬廣），中道摧折，不竟其業，誠可惜也。」（一八三99頁）
另一使他失敗原因，是他的戰略一直固守在本為海盜基地的閩、粵兩地，末能審視局勢，與當時雄據西南的西寧王李定國聯手對付清兵。
甚至從明永曆7年（1653）到12年（1658），清兵個個擊破，利用與之和議機會，出兵伐西，造成西寧王兵敗。後來鄭成功雖仍揮兵北伐，可惜，西征之師已調頭回防，也是造成金陵大敗的原因。對此過程朱逷先也說：
「西寧王李定國，與延平王鄭成功，實昭宗時西南、東南之雙柱。其兵威皆能震慴水陸，其忠義皆能昭人耳目。當時二雄若能溝通廣東，連兵北伐，則清廷必不能安枕。
而鄭成功卻專顧根本之地，不肯長離閩粵，且牽制於當時正與清廷和議，故屢愆（延）師期。雖遣林察等偶爾會師，然既已愆期，又不親征，徒爾塞責。……當時的部將周全斌，亦曾為此建議：
『大將軍志在勤王，當以計（離）間耿（繼茂）、尚（可喜）、吳（三桂）使反正，檄孫可望、李定國分兵川楚，連師閩粵，一道出湖北，徑取南鄭，窺洛陽，拊其背；一由巴蜀（四川）搗關中，封函谷，扼其項；一浮長江，畫南都，遏其饟，以虛其腹，此上策也。』。
……若夫棲兵各島，以間（其間）蠶食浙粵沿海諸郡邑，陸取南贛、汀、邵，觀釁（視機）乘便，此下策也。」
可惜鄭成功不聽其言，取下策行之。以至於清廷利用與鄭成功和議機會，出兵西南。而後鄭成功雖出兵南京，南京一役，清廷西征之師，適已凱還，遂致大敗，其不能東西呼應，常失時機，彰彰明甚。（一八三71頁）

明鄭撤退來台
而造成鄭成功無法反攻的最大原因，乃是經略臺灣。事實上，鄭成功攻臺出乎當時許多人意外。許多明朝遺臣，像明兵部尚書張蒼水，就以「入臺灣，則金門、廈門兩島不可守，是辜天下之大望也。」相勸。
有些遺臣，甚至以詩句「中原方逐鹿，何暇問虹梁。……寄語避秦海上客，衣冠黃綺總堪疑。等作詩相譏（八五 80頁）。
鄭成功因聽信何斌之言一意孤行，以為臺灣富庶，一到臺灣即能取得糧餉，成為反攻利器。故只備5日糧即來攻臺。沒想到荷蘭人死守熱蘭遮城8個月，使鄭成功部隊損兵折將死亡萬餘人，元氣大傷。
加上因糧需不得不分配部隊，到處屯兵求糧。「兵散易，再合難。」雖然後來因勝利取得荷蘭人遺留下的大炮150 門、槍枝 4 千挺、5年份之彈藥與糧食，以及價值500萬之其他貨物，但已無力反攻中國。
據當時被荷蘭俘虜的中國人說，居住在中國鄭成功的兒子（鄭經），寫信問其父親：「何以不還中國。」
鄭成功回答：「因受何斌之欺瞞來臺，深以為恥，故不還國。」而何斌也因此羞見鄭成功，鬱卒以終下場凄涼（根據巴達維亞城日記）。
於鄭成功來臺，朱逷先也做評論，說：「觀此臺灣初闢，將士多不願行，即行矣，仍有『生入玉門』（生入死門關）之意，故不肯遷移家眷，甚至留守之鄭泰、洪旭等據思明（廈門）、金門而抗令，封鎖船艦，截留監紀。成功之發憤以卒，此亦其最大原因也。（一八三192頁）
鄭成功死後，其內部開始內鬥。永曆16年（1662）臺灣以鄭成功遺命，欲舉其弟鄭襲繼位。而在金廈抗命的鄭經聞訊後，立即以熟悉臺灣防務的周全斌為督軍，陳永華為諮議參軍，率兵潛來臺灣。激戰後得勝，誅殺首謀數人。
從首謀書信中，聞知在金門力阻鄭成功斬殺鄭經的伯父鄭泰也涉案。於是在該年2月，又率部屬返回金廈誘殺鄭泰，使其部屬因而降清。
適值荷蘭人因聞鄭成功病逝，於是企圖聯合清兵以交換貿易為條件，協助攻打金廈。永曆17年（1663）9月，徵得清朝福建總督李率泰同意聯合攻打金廈，使得據守14年的金廈因此落入清兵手中，鄭經只好退入銅山。
第2年（1664）春，鄭經不得已，在洪旭的勸導下率兵過臺，退守臺灣東都（台南市）。同行的，另有明朝宗室，寧靜王朱術桂、瀘溪王朱慈爌、巴東王朱浚、魯王世子朱桓，以及明朝諸遺臣、鄉紳等數百人。明朝至此，終於失去中國所有的國土。
清朝以外族身份，從天啟2年（1622）入關至此，經40多年的爭戰終能統治中國，其內心之喜悅，不可言諭。雖說鄭經仍在臺灣，對滿清言究屬海外。
所以在永曆19年（1665），令水師提督施琅，最後一次攻打臺灣，遇颱船散，攻台不成後。即調回施琅，授官為內大臣，歸旗。
開始實施以招撫替代攻臺，永曆23年（1669）取消海禁，允許展界，讓民回耕，兩地因而有片斷之和平。
直到三藩之亂，永曆28年（1674）鄭經復奪廈門，永曆30年（1676）復令遷界，最後鄭氏降清，康熙23年（1684）臺灣納入清朝版圖，海上平靖方再施行展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