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政隆的新台灣史

臺灣人口雖說移民不多，多為「人口稠密」的平埔族，但經過康雍兩代，近60年的統治，人口繁衍者眾，其中多為人滿無田往外謀生者，為求方便故而漢化。加上「三禁」，部份偷渡客來臺。故發展到乾隆時期，臺灣轄區內土地已不敷使用，故常有越界偷墾，以及層出無窮的番民爭地問題發生。

這些不得已離開土地的平埔族人，清朝不但不憐其境，概以流民視之，並且對他們施行極為不公平「護番」政策。

在清治初期，流民人口很少，尚不構成治安威脅。然而到乾隆晚期，像林爽文事件，已繁衍成極多人口。這些人不但足以威脅清朝統治，且都漢化被誤以為是移民。乾隆53年（1788）來台平定林爽文之亂，郡王福康安就奏稱：

「臺灣為五方雜處之區，本無土著，祇因地土膏腴易於謀生食力，民人挈眷居住日聚日多，仰蒙聖澤涵濡，生齒繁盛，雖係海外一隅，而村莊戶口較之內地郡邑不啻數倍。

人數既多，每年開報丁口，俱係任意填寫，並不實力清查。前聞府城被賊攻擾時，恐賊匪潛為內應，請登城內民數共有90餘萬。而臣等現在檢查臺灣民冊，內祇開13萬7千餘名口，數目迥不符合。」（二七九65頁）

又說：「臺灣為五方雜處之區，本無土著。臺灣已漢化成無土著的地方了，且人口密度之高「村莊戶口較之內地郡邑，不啻數倍。使得來台的福康安大為緊張，不得不上奏建議加緊緝捕無照來台的移民。而乾隆的回覆則說：

「至內地隻身民人或攜眷移往居住，查有內地官給執照者，即收留編入民籍。若無官給執照，即係私渡。

其中奸良昋辦，立即根究。並請自此准令給照攜眷渡海之後，如仍有前失察臺灣民人眷屬無照偷渡者，地方及口岸各員不得仍照向例，分別（累積）10名、20名上下，（才）予以降留、降調處分。

應毋論名數多寡，均議以降2級調用。其隻身民人無照偷渡，議以降1級調用。如拿獲偷渡人犯，狥隱不報，仍照例革職。」（二七九66頁）堅持採用嚴懲處罰違職官吏，以杜絕無照來台的移民。

事實上，臺灣流民到乾隆晚期，已成社會安定與否的力量。但清政府無視於此，一味推展對流民極不公的「護番」政策。當時的臺灣社會，由於人口擁擠，爭地之激烈，甚至連嘉慶年間刻意保護的中、北部平埔族也不例外。

嘉慶5年（1800）不僅對岸裏社，繼乾隆53年（1788）護番政策外，又發給「禁社棍民霸佔番業示」的告示。嘉慶9年（1804）也發給竹塹社「嚴禁重利放貸、侵佔番業、誘惑番婦、占奸踞屋」的告示。

不只如此，嘉慶15年（1810）閩浙總督方維甸更親自來台，查訪時弊，針對乾隆時公佈的「護番措施」加以修正，重新頒佈長達19條的護番規定。嘉慶年間企圖維繫清初盛世時的護番決心，由此可見一般（二二六41頁）。

即使清朝蓄意「護番」，但到嘉慶年間番地已不敷需求，甚至連刻意護番的中北部番社，也要外出尋找墾地。

嘉慶9年（1804）姚瑩著《噶瑪蘭原始》即有「彰化社番首潘賢文，大乳汗毛格，犯法懼捕，合岸裏、阿里史、阿束、東螺、北投（草屯）、大甲、吞霄、馬賽諸社千餘人，越內山，逃至五圍，欲爭地。」（二七六卷二145頁）

以及嘉慶12年（1807）阿里史社（台中潭子）越濁水溪（蘭陽溪）入羅東開拓的記載。中部及北部平埔族的人口壓力，使他們不得不越山，至人口較少的噶瑪蘭平原開拓。中部平埔族如此，更何況北部的平埔族以及流民，噶瑪蘭平原終成為他們彼此爭奪的最後一塊沃土。

李政隆小檔案

李政隆原本是一位名建築師，曾任大學建築系教授，也曾榮獲教育部團體頒 發「木鐸獎」，且是深愛台灣的歷史學家，著有《新臺灣史》、《臺灣基督教史》。現任 基督教恩友中心執牧。